美好乡村安徽“探路”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建设美丽中国,这是对人民群众生态诉求日益增长的积极回应,也彰显了执政党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毋庸讳言,如果说城市是国家"脸面"的话,那么乡村就是国家的"毛细血管"。建设美丽中国,让农村美好起来,这是当然的要义,也是城乡统筹发展的新要求,是广大群众的新期盼。在安徽,从省到市,从县到乡,美好乡村建设急剧升温。山要绿起来,水要清起来,人要富起来,当前,江淮大地上的乡村容颜正在悄悄"变脸"。     

基于模糊评判法的陕西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模式选择分析

陕西一直实行"以农补工、优先发展城市、优先发展工业"的倾斜性战略政策,使得城乡在资源分配和社会事业发展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距,农村发展处于劣势地位,尤其是农村公共物品未能得到有效供给,其供给主要是采取以政府为主导的模式。研究利用陕西农村1990-2008年的时间序列统计数据,通过构建陕西农村经济发展的9个评判指标并对其分别赋予不同的隶属度,运用模糊评判法,对陕西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经济发展阶段进行了定量评判。实证研究表明,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陕西农村地区整体上处于经济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即经济发展的成长阶段。因此,陕西应主要采取以政府为主导型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模式,而私人(市场)供给只能作为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少许补充。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模式应根据经济发展阶段作出选择,以期实现各个时期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最优化:考虑不同地区农民的需求意愿,改革"一刀切"的供给模式;扭转农民负担部分公共物品供给成本的局面。     

为建设城市与农村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而努力

<正>大家都知道,当前气候变化问题引起了全球各国的普遍重视。从全球来看,应对气候变化、降低碳排放、节能降耗已成为一个全世界普遍关心的问题,也达成了一个共识,就是在今后的经济发展中要进一步节能     

海河流域农村生活非点源污染负荷量估算及环境风险分析

分别建立了农村生活污水、生活垃圾和人体粪尿输出系数模型,从省级行政区和水资源三级区2个层面分别估算了海河流域农村生活各类污染物负荷量及比例。2007年,海河流域农村生活非点源污染负荷总量TN322×10^4t·a^-1,TP62×10^4t·a^-1,COD210×10^4t·a^-1。其中,生活污水污染物负荷量TN3×10^4t·a^-1,TP0．36×10^4t·a^-1,COD30×10^4t·a^-1;人体粪尿污染物负荷量TN278×10^4t·a^-1,TP48×10^4t·a^-1,COD180×10^4t·a^-1;生活垃圾污染物负荷量TN41×10^4t·a^-1,TP14×10^4t·a^-1。从各省来看,在农村生活非点源污染负荷总量中,河北省所占比例最大,为57．69％,这是由河北省农村人口数量最多决定的。从水资源三级区来看,在农村生活非点源污染负荷总量中,徒骇马颊河平原所占比例最大,为15．54％;其次是黑龙港及运东平原,占11．57％。在非汛期,农村生活非点源污染的影响微乎其微;在汛期,特别是发生强降雨时,农村生活非点源污染对水体污染构成一定的威胁,尤其以生活垃圾的环境风险最大,这是由目前生活垃圾的处理和堆放方式决定的。     

综合农协:“三农”、“三治”脱困之路

大量原住民人口,资源高度稀缺,加上资本、劳动力和土地净流出,"三农"问题成为必然。政府与九亿农民之间"交易费用"过高,对抗性冲突和群体性事件等"三治"(县乡村治理)问题在所难免。效仿日韩,在农村推广金融合作、供销合作、专业合作三位一体的综合农协,使农村经济基础尽可能不与上层建筑发生剧烈矛盾,在此前提下可适时推进农口大部制改革,这种由下至上的合作经济建设与由上至下的涉农部门改革的配套,将构筑起社会主义新农村和谐的基石。     

国内资讯

亚洲开发银行日前向重庆市提供1亿美元贷款,用于改善农村环境基础设施。项目旨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并提供一个将来可能在全国推广的模式。重庆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非常落后     

农村环境整治须跳出怪圈

农村环境建设既要提高认识、更新观念,也离不开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既要突出重点难点问题的"攻坚战",也离不开着眼于长效机制的"持久战";既要党员干部率先垂范、以身作则,更离不开群众参与配合,自觉提高环保素养。     

地下渗滤系统处理农村生活污水的研究

在天津武清区一村落构建了2个并行的地下渗滤系统,考察了其对农村生活污水的处理效果。该系统水力负荷为10 cm/d,处理能力为50 t/d。填充介质选用土壤、陶粒、炉渣和两种自然有机质,按5∶2∶2∶1的比例配置的人工土层。结果表明地下渗滤系统对污水中各种主要污染因子均有一定的去除效果,在进水COD和C/N较低的不利条件下,COD、总磷、氨氮、总氮、悬浮物均得到有效去除,出水中各项污染指标平均浓度均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中的一级A标准;具体到不同的污染指标,添加了不同有机质的2个并行系统的处理效果也有所不同。总体上看,地下渗滤系统作为农村生活污水的处理设施有很好的应用前景。     

中国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与农业周期性增长分析

农业增长除受到基本投入要素的影响,还受制度因素的影响。对于制度因素对农业增长的影响的研究,大多文献是从定性的角度分析。本文运用计量经济学和统计方法,通过对1978-2007年总体和不同阶段农业增长与农村土地制度、价格制度、财政制度和税费制度进行理论和实证分析,探讨制度变迁对农业生产总值增长的推动作用。文章通过分析发现,我国农业在要素投入并没有周期性变化的情况下,农业总产值增长率却呈现一定的周期性。为了探究农业周期性增长的原因,本文结合我国农村经济制度变迁的路径和农业总产值指数变化的特点,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增长分为三个阶段进行分析,同时根据Griliches生产函数构造计量分析模型。通过分析发现,正是由于不同阶段农村土地制度、价格制度、财政制度和税费制度的变迁,导致农业生产总值增长率周期性起伏。因此,制度变迁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农业经济增长的内在决定性因素。     

新疆农村贫困问题及其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当前导致农民贫困主要原因是社会原因,即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教育不公平与权利不平等。正在实施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保障公民的基本的生活权利和维护其最低生活需要所建立的社会救助制度,是社会保障体系的最后一道安全网。论文分析了新疆农村贫困人口数量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运行现状,认为导致新疆农村贫困的原因是:农村教育落后、公共卫生条件差、农民权利的缺乏、自然环境恶化、市场因素和农村社会保障不健全六个方面。论文提出了新疆农村低保制度存在的问题,即制度理念不科学、制度不完善、保障水平低、资金缺乏、缺乏其他社会保障制度的衔接性等。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新疆农村低保制度改革与发展方向,即增强贫困人口的发展能力,注重发挥其主体作用,农村低保应与其它社会保障项目相结合,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完善农村低保制度的管理机制等。低保制度的不断完善,对提高各族农民生活水平、加强民族团结、实现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构建和谐社会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