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居民点土地整理研究--以芜湖市为例

农村居民点土地整理是近几年来产生的一种新型的农村土地整理形式，其研究尚处于不成熟阶段。运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对农村居民点土地整理工作前期的几个理论要点，即土地整理的必要性、可行性以及效益等，并结合芜湖市农村居民点的具体情况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论述。其研究成果不但有助于我国土地整理事业的发展，而且可为其它地区的农村居民点土地整理工作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     

《农村民房抗震知识》挂图

<正>《农村民房抗震知识》挂图是由中国地震灾害防御中心宣教部(中国地震局宣教中心)和中国地震学会编辑制作,中国科协科普专项资助,地震出版社出版。该挂图以国家建筑物有关     

湖北农村民居现状调查与震害预测

通过对湖北农村民居建筑结构、抗震设防以及居民抗震意识的调查,分析了湖北农村民居的结构特点和建造现状,得到了湖北农村民居在结构形式、建筑材料、建造年代、场地条件及连接构造等方面的统计数据。在此基础上,采用震害预测方法对湖北农村民居在不同地震烈度时的震害进行了预测,给出了各结构类型的震害预测结果,为湖北省农村地震灾害的综合防御提供了科学依据。     

数字赋能农村社区垃圾分类服务高质量供给研究——基于淄博市凤凰镇生活垃圾源头治理的案例分析

传统环卫系统及落后的服务供给方式制约了农村社区垃圾分类服务的供给效能,数字技术的有效应用是提升农村垃圾分类服务供给质量的必要手段。基于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凤凰镇利用“数字凤凰”平台进行生活垃圾源头治理的案例,深度剖析了在农村社区垃圾分类服务供给过程中,数字赋能于理念更新、资源整合、流程再造,从而激发供需、降低成本、重构权责,进而实现供需匹配、差异均衡、绿色生态的高质量垃圾分类服务的内在机理及其实现路径。     

生物生态耦合系统对分散式农村生活污水的深度净化

针对分散式农村生活污水排放标准的提升,通过集约式立体生物生态耦合系统对农村生活污水二级处理出水进行深度净化,采用国家标准方法对系统进出水中的COD、氨氮、TN和TP进行了测定,评价了系统对各污染物质的去除效果。结果表明:在实验进水COD,氨氮,TN和TP均属于《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918-2002)一级B标准时,系统稳定后实验出水的COD,氨氮,TN和TP的浓度分别可降至9～35、1～7、8.0～14.9、0.20～0.47 mg·L~(-1),均满足一级A标准。随着流水分区不同,COD,氨氮,TN和TP的浓度逐渐降低。采用集约式立体生物生态耦合系统可使农村生活污水二级处理出水水质达到一级A排放标准,实现深度净化的需求。     

农村环境质量综合评价技术体系区域适用性验证

长期以来,中国农村环境保护工作基础相对薄弱,国家环保部门于2014年出台《农村环境质量综合评价技术规定(试行)》。研究利用2015—2016年安徽省域的农村环境监测数据,将安徽省重点生态功能区考核县域的数据与其他县域监测数据进行分类整理,采用该技术规定开展农村环境质量综合评价,对评价体系的3个级别指标层面的评价结果进行对比,并通过2组数据的差异性分析,深度剖析评价体系各级指数的结果合理性,验证该评价技术规定的区域适用性;同时,根据各级指标对比中发现的问题,对评价体系的相关指标提出修改完善建议。     

发达地区农户宅基地置换意愿多水平影响因素研究——来自苏州与常州的实证

已有农民宅基地置换意愿影响因素分析主要基于单一水平,忽略了影响因素的多尺度效应。对此,引入多水平回归模型,基于对地处经济发达地区的苏州和常州的17个村394个农户的调查,研究多水平影响因素对农民宅基地置换意愿的作用机理。结果显示:(1)苏州地区农户宅基地置换意愿较常州地区低,各村农户置换意愿存在显著差异,且这一差异中75.12%的份额由村庄差异造成;(2)农户层次的年龄、文化程度、家庭主要收入来源对农民宅基地置换意愿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家庭人数具有负向作用;(3)村级户均收入、环境水平对家庭主要收入来源影响置换意愿起着弱化作用,而村经济发展水平、到最近城镇的距离具有强化作用;村级因素解释了95.69%的主要收入来源与置换意愿间的相关关系。研究表明,村级因素通过改变农户层次因素的影响程度,进而导致了村级间农户置换意愿的差异。因此,需综合考虑农户及村级层次的因素,并从完善相关配套政策及保障体系、加大政策宣传力度、优化宅基地布局、完善公共服务设施、加大环境治理、提升农户增收能力等方面推动宅基地置换工作。     

基于云模型的太湖流域农村水环境承载力动态变化特征分析——以太湖流域镇江区域为例

农村水环境承载力的定量估算及其动态变化特征研究有助于了解农村地区水资源供需平衡和水环境质量状况,为新农村建设规划和水环境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本文以太湖流域镇江区域为研究对象,结合云模型改进模糊综合评价法,构建农村水环境承载力的PSR分析框架和评估指标体系,并结合雷达图、云模型发生器分析其动态变化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云模型能够较好地表征农村水环境承载力的变化特征;农村水环境承载力对太湖流域镇江区域的工农业废水排放、供水总量和治水投入的要求更高;2010~2014年太湖流域镇江区域农村水环境承载力基本保持稳中上升的趋势,但总体处于弱承载状态,且丹阳丹徒润州京口。     

农村环境治理中的政府责任再论析:元治理视域

当前,我国农村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如何实现农村环境的有效治理,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探讨。无论学者如何强调PPP模式的意义、如何强调社会公众以及社会组织的作用,研究最后基本都会指向政府责任。本论文的创新之处就在于重新强调农村环境治理中的政府责任,特别是将其置于元治理视域下进行论析。元治理即治理的治理,元治理并不排斥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但更加重视和强调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性。根据元治理理论,政府在农村环境治理中的责任可以界定为:农村环境治理成本的承担者和多元治理体系的构建者,PPP模式的设计和监督者,社会组织参与治理的支持者和农民参与治理的引导者。当前,农村环境治理中政府责任担当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政府农村环境治理投入不足和治理体系不完善、PPP模式中政府监督责任弱化、对社会组织参与治理的支持不足以及对农民参与治理的引导不够。元治理视域下农村环境治理中政府责任的实现,不仅需要政府承担起最主要治理主体责任,而且需要政府积极引领其他主体参与到农村环境治理中来,形成治理合力。具体而言,应以财政投入增加和多元治理体系构建实现政府最主要主体责任,同时,政府应以监督责任强化为重点保障PPP模式实施,以发展能力提升积极支持社会组织参与,以环境意识和制度信任水平提高等引导农民参与。     

社会监督、村规民约与农民生活垃圾集中处理参与行为——基于湖北省的调查数据

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是建设生态宜居、美丽乡村的关键一环,为提升其治理效果,需要引入村规民约和社会监督的双重力量,构建包括社会监督在内的完整规制体系.将村规民约与社会监督纳入到统一的分析框架,分析村规民约与社会监督对农民生活垃圾处理行为的影响,并在不同监督主体的情境下,分析村规民约对农民参与生活垃圾集中处理行为的影响效果.结果 表明:(1)村规民约在促进农民参与生活垃圾集中处理中起重要作用.其中,村规民约的惩戒规制机制作用显著,然而其价值导向和传递内化机制未能发挥应有功能,表明村规民约存在"相对性制度失灵"现象.(2)社会监督对农民参与生活垃圾集中处理行为有正向影响.村干部、村民邻里和保洁员作为监督的中坚力量,其构成的社会监督网格能有效约束农民的垃圾处理行为,其中,村民邻里监督的效果最好.(3)社会监督在村规民约与农民参与生活垃圾集中处理行为间起着调节作用.社会监督由于集成了不同群体的优势特征,弥补了村规民约存在的缺陷,因而提高了村规民约对农民生活垃圾收集处理行为的约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