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农架大九湖移民搬迁居民能源替代探讨

自2013年开始,神农架大九湖湿地启动生态移民工程.为了解大九湖生态搬迁后居民用火用电情况以及资源消耗情况变化,采用样地调查和走访调查的方法,对搬迁户、未搬迁户的能源消耗情况进行收集和分析.结果 表明:除了人口和牲畜数量,海拔也是家庭影响能源消耗的重要因素,薪柴量和用电量相差84％和62.1％,因此搬迁工作可以优先考虑高海拔地区;搬迁前后,居民做饭消耗从基本完全依赖薪柴转变为燃气和电混用,取暖消耗由薪柴转变为燃煤,搬迁后,居民实现了薪柴的零消耗和森林零砍伐,用电量大幅增加,相比搬迁前生活成本增加了折合3450元左右;搬迁后居民居住条件、生活条件、交通设施、创收机会均有所改善;搬迁的431户居民相当于每年保护森林47.08 hm2,对于封山育林和生态恢复工作起到了积极作用.     

废铅酸蓄电池污染防治技术及相关政策分析

废铅酸蓄电池具有一定的回收价值,但生产过程和回收过程都容易造成污染。为了引导企业对废旧电池进行正确处理,也为了防止环境被破坏,必须采取科学合理的技术和工艺,并遵循国家相关政策,本文就对此进行了分析,希望能给相关工作提供借鉴。     

挥发性有机废气治理技术的现状与进展

本文通过查阅文献资料,总结了当前企业挥发性有机废气产生情况、政策管理办法以及相关处理技术,并分析了未来挥发性有机废气治理政策发展趋势,旨在提高挥发性有机废气治理效率,提高空气环境质量。     

中国低碳发展目标及协同效益研究综述北大核心CSCDCSSCI

发展绿色低碳经济已经成为我国重要战略选择。更为严格的低碳发展目标在一定时期内会带来更大的社会福利影响,但低排放路径所能带来的协同效益可以抵消部分损失,加速或者以更小的成本实现中国的低碳发展目标。本文梳理了我国在总体CO2排放、能源结构、工业、农业、交通、建筑、碳汇等领域提出的2020年具体发展目标以及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对近年来我国低碳发展的协同效益研究领域进行了回顾,主要针对协同减排污染物、健康效益、经济效益等进行分类文献梳理分析。研究发现:①学者普遍认同实施温室气体减排措施不仅能实现显著减少大气污染物和减少水耗等环境效益,同时可以带来可观的健康效益和经济效益。②现有协同效益研究已取得较大进展,未来仍需要加强区域或城市级别研究、诸多因素综合考虑的系统研究和协同效益多样化分析,改进健康损失价值、寿命损失价值、单位污染物减排量系数等关键参数估值方法和数值研究等。不同行业和地区低碳发展能够取得可观的协同效益依赖于保护生态环境、生态文明建设与应对气候变化的统筹安排、协调推进,需要建立健全强有力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保障体系和实施运行机制,严格法规标准的落实执行,更加强调通过节能和能源结构调整来实现源头减排,依靠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现低碳发展的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     

中国低碳城市试点的政策设计逻辑

政策试点是中国国家治理策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政府遵循“由点到面”逻辑以试验手段制定政策的一种常规性工作方法。低碳城市试点是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选择不同类型、不同发展阶段、不同资源禀赋的地区开展试点,探索经济增长与碳排放脱钩的模式。现有文献侧重低碳城市建设的内涵、建设模式与路径、温室气体的核算方法、政策手段、峰值研究与达峰路径、效果评估等,有力地支持了低碳城市建设决策,但对于低碳城市试点的政策设计鲜有涉及。本文从政策过程理论、央地关系两个视角,结合府际学习与竞争关系,建构了中国低碳城市政策“试点–扩散”机制与政府行为的分析框架。中国的低碳城市试点具有探索型开拓性、综合型专业性、授权型自主性的特点,结合三批低碳城市试点的文件要求和实践进展,从政策试点的选点、设计、执行、监督和评估五个方面对于中国低碳城市试点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分析。相较于经济领域的其他政策试点,低碳城市政策试点具有弱激励弱约束的政策环境。地方政府基于自身的学习能力和领导力,在政策创新方面表现出争先、自主、效仿和守成四种行为特征,并以杭州、深圳、镇江、成都四个表率城市做了实证。政策“试点-扩散”的过程从本质上讲是中国政策创新与扩散的过程,可能在现实中需要往复多次进行,中国已陆续开展的三批低碳城市试点工作就遵循这样的政策逻辑。试点的意义是试出问题、解决问题、积累经验。从前三批试点城市评估结果来看,试点城市在低碳发展目标设定、转型路径探索和低碳发展动力转换等方面与社会的预期仍有差距,为此本文提出了推进低碳城市建设的四点建议:一是激发城市低碳发展的内生动力;二是完善低碳城市试点的科学论证机制;三是建立激励与约束并举的长效机制;四是强化市场公平竞争的政策导向。     

“竞争申请制”:可持续发展政策试点与央地关系重构

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提出,开启了人类可持续发展领域最宏大的政策实验,也为开展国际视野的比较公共政策研究提供了难得机遇。执行SDGs及国家可持续发展政策需要处理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关系,而政策试点是协调这一关系的重要政策工具。已有文献对经济政策试点做了较充分的研究,然而对旨在实现经济、社会与环境协调的可持续发展政策试点,现有研究尚缺乏成型理论。在复杂央地关系格局下,对于需持续投入成本且成果难以界定的可持续发展政策试点,其具有怎样的不同于经济政策试点的机制?此外,众多西方学者将美国作为政策试点研究的制度基础并视其为“民主实验室”。然而,政策试点在以中国为代表的不同体制国家中同样存在,并以多样的机制发挥作用。那么,不同国家体制内的可持续发展政策试点又有哪些异同?政策试点影响下中国既有的央地关系发生了怎样的重构?对此,本文基于最典型案例原则,选取中国与美国响应SDGs分别开展的政策试点进行比较研究。笔者识别了不同体制下试点机制的异同,指出中国基于“竞争申请制”开展的可持续发展政策试点强化了中央部委与地方政府间关系,形成了地方官员的可持续发展激励,保障了政策试点的实施。     

污泥生物处理的研究与应用

污泥生物处理技术包括污泥前置及后置的处理。污泥前置处理可以通过微生物自身的新陈代谢和微生物种群之间捕食作用,以及对工艺和反应器的改良来实现污泥减量。污泥后置生物处理是指污泥消化,可以使用高温-中温共相厌氧消化和蛋形污泥消化器对污泥进行减量;这些方法从不同侧面反应了目前污泥生物处理研究现状以及最新进展。     

上海市“十四五”规划绿色发展驱动因素研究

本文首次以上海市“十四五”规划的视角,使用系统动力学方法研究上海市的绿色发展因素。首先确定了由经济、社会、环境、资源四个子系统交叉融合而构成上海市绿色发展系统,再基于系统动力学原理和上海市2012—2019年的数据构建上海市绿色发展模型,响应“十四五”规划在绿色发展方面设立的目标,构建多个未来发展情景并进行指标参数调控,依据各个情景的仿真结果,分析并总结了“十四五”规划背景下上海市的绿色发展特点。研究结果表明,影响绿色发展的关键因素由主到次依次为生态环境建设支出、研发支出、产业结构调整。相比于产业的投资结构调整,上海市对从业人员结构的调整可以高效平衡经济与环境的发展;加快科技创新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抑制碳排放,从而快速实现上海市的“双碳”目标;针对化学污染物的治理,污染源防治不但十分有效,而且有利于持续性发展,这些措施应是上海市政府的首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