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正确处理企业内部薪酬关系（下）——企业薪酬制度改革热点问题系列谈

上一期我们为大家介绍了如何处理好各部门（各单位）以及管理人员和其他人员之间的薪酬关系,下面我们再谈谈企业中其他两大类重要人员：技术人员和生产操作人员间的薪酬关系。     

“全民社保”路正长

2011年7月1日,这是有着特殊意义的时刻。这一天,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中国共产党迎来90华诞;这一天,自195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施行整整60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正式实施;这一天,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试点在全国范围启动。     

扬州：政府给力机关事业保险制度改革

近日,江苏省扬州市政府办公室下发了《关于改革市直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的通知》。通知从调整缴费基数和缴费比例、改革结算方式和推行社会化发放、规范基金征缴和管理、加强宣传引导和监督检查四个方面,对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有关事项进行了明确。     

危险化学品泄漏扩散模型的研究现状分析与比较

为了对危险化学品港口装卸过程中泄漏危险度进行量化评定,基于泄漏扩散模型提高港口的应急处理技术,对危险化学品泄漏扩散模型的研究现状从理论研究、试验研究、应用研究3方面进行深入分析。着重对高斯模型(Gaussian model),BM模型,Sutton模型,FEM3模型,箱及相似模型,P-G模型等模型从理论描述方法、适用对象和范围、计算精度和难易、参数选取等方面进行优缺点的对比研究,认为:由于危险化学品泄漏和扩散行为的复杂性,影响因素的多样性,使各类模型在具备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同时,还存在着参数选取不确定性、试验模拟差异性以及实际应用局限性的问题和不足,运用计算机技术完善试验结果数据库、改进数学仿真模型是其进一步研究发展的趋势。     

欧日中实施GHS政策的对比和思考

通过研究欧盟、日本和我国实施全球化学品统一分类和标签制度(GHS)的基本情况,并从实施GHS的框架体系、实施GHS的时间节点、GHS的危险类别和GHS危险类别的判定,4个方面对欧盟、日本和我国实施GHS的现状进行重点研究。通过对比分析得出我国当前实施GHS主要存在4个方面的问题,即缺乏实施GHS的综合法律、实施GHS缓冲期的设置存在问题、缺乏开展GHS分类的配套指南、没有合理的运用"积木原则"。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3个方面的建议:适时推动我国GHS法律法规体系的建设、在各部门的协作下编制我国的GHS分类指南、合理的运用"积木原则"。通过分析表明:欧盟实施的GHS政策最为完善且力度最强,日本次之;由于充分利用"积木原则",欧盟的GHS类别与日中存在一定的差异;欧日中在数据运用和GHS危险判定原则上存在差异。     

南宁市建立烟花爆竹安全监管联席会议制度

近日,南宁市人民政府决定建立由市安监局牵头的南宁市烟花爆竹安全监管联席会议制度。以加强对全市烟花爆竹安全生产工作的组织领导,强化部门协作配合,打击各种违法行为。预防各类事故发生。     

精心打造新型班组——记淄博矿业集团岱庄煤矿综掘一队

山东淄博矿业集团综掘一队一手抓制度建设,一手抓职工标准意识培育。在制度建设方面坚持"细、精、准、严"4原则,在标准意识培育上坚持"班陈述""周学习""月分析"3步法,从而保证了班组建设的顺利开展。     

从家族制管理到职业经理人制度——安防企业职业经理人建设问题探讨

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是现代企业制度的命题,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的职业经理人制度,中国的职业经理人制度还欠完善,尤其是在中国很多家族式管理的企业中,职业经理人制度的缺失,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一个企业继续发展提升的空间。随着产业的变革与升级,中国安防行业的那些具备一定实力、想进一步取得跨越式发展的企业便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安防企业应怎样为引进职业经理人搭建良好平台,又靠什么来激励和约束职业经理人?如何解决职业经理人制度建设中的诸多问题?本期企业论坛栏目,我们请到安防业内多家知名企业的经理人,共同商讨解决之道,希望能够给广大安防同仁以启发。     

论制度协同框架下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之创新

生态环保法律制度体系协同是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得以稳定运行的前提条件;区别于“权力+干预”的权威型模式以及“主导+单向”的激励型模式,以“领导+主导+参与”为主要导向的生态环境合作型治理模式已成为制度协同运行过程中实现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关键环节;由“行政责任、民事责任与刑事责任”构成的协同性生态环境责任制度保障机制为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有力支撑。基于此,本文通过分析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中制度协同存在的制度体系目标与制度体系效能客观相悖、生态环境治理制度主体职能重叠与信息缺位、责任保障机制的适用性及可操作性有待加强等不足,提出了推动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制度协同创新的路径:注重用最严格的法律规范保护生态环境,不断完善生态环境治理制度体系;科学明确党委、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与公众在制度协同运行过程中的角色定位与参与机制,逐步实现智慧型治理模式;合理衔接生态环境公法与私法责任制度,实行终身追究制,有效回应适度法典化。     

粤港澳大湾区污染场地土壤风险管控制度体系建设与思考

防范污染场地环境风险和保障人居环境安全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世界级城市群面临的重要挑战和工作内容之一.由于粤港澳在政治制度和土地管理等方面的差异,以及珠三角9市内部城市化水平、产业结构以及环境管理能力的差别,大湾区各地污染场地风险管控模式有明显的差异,分析粤港澳大湾区典型城市污染场地风险管控特点,对加强污染场地风险管控技术交流与合作,优化大湾区污染场地风险管控制度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简述我国污染场地风险管控制度体系的基础上,重点介绍了广州、深圳、东莞、香港和澳门的污染场地风险管控制度体系、监管对象、污染评估与整治程序等的特点,对其风险管控制度体系进行了分析与对比,并针对土地规划、政策反馈、信息公开及联盟机制探索等提出了思考与建议.总体来看,香港及珠三角部分地市构建了行之有效的污染场地风险管控制度体系,且体现了一定的地方特点,但随着污染场地的进一步开发再利用,打造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城市群的建设目标将对污染场地风险管控策略的安全性、精细化和时效性等提出更高的要求,互相借鉴和充分学习,加强大湾区2区9市污染场地风险管控上的技术交流与合作,是实现大湾区污染场地安全再利用与高效开发的有效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