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环境铂族金属分布特性及生态健康风险研究进展

随着铂族金属铂（Pt）、钯（Pd）、铑（Rh）被广泛应用于汽车尾气催化净化器中,这三种金属在自然界中的含量逐渐升高。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这几种曾被认为对环境影响较小的金属的确会带来潜在的生态健康风险。本文概括了国内外城市各种环境介质的含量分布,重点分析了铂族金属的源解析方法、粒径分布特性、影响其排放的因素和其潜在的生态健康风险。就全世界的城市来看,灰尘、空气、土壤、沉积物等各种环境介质中铂族金属的含量均有显著提高,主要来源于汽车三元催化净化器。这三种金属倾向于富集在细颗粒中,行车模式是影响其排放量的重要因素,自然界的共存物质可增强它们的溶解性和迁移性,从而使它们的生物可利用性大大提高。生物体吸收这类金属后,可与体内的物质发生反应,形态发生变化,毒性增强。在以后的研究中,除了持续跟踪调查这三种金属在环境中的含量水平以外,还应加强研究这三种金属在环境中的颗粒分布、迁移转化、形态变换、生物可利用性以及生物毒性等,使我们能够更好地评估其生态健康风险,并为与之相关的应用研发、防范措施、政策制订提供引导和支持。     

Natech风险研究:现状、理论及展望

由自然灾害引发的工业企业环境安全事故又称为自然灾害诱发的技术事故(Natech).我国是工业大国,重化工业是我国的主导产业之一;同时我国还是世界上自然灾害严重的国家之一,Natech风险不容忽视.开展Natech风险识别、评估和管理研究,有助于我国Natech风险管理体系的完善,防范和降低区域Natech风险.目前,我国Natech风险基础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难以支撑我国Natech风险防控实践.本文从Natech风险发生机制、风险评估、风险感知与最大可接受风险水平、风险管理体系等四个方面回顾了国内外Natech风险研究现状,初步梳理了Natech风险的基本理论,并对我国未来Natech风险的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为我国Natech风险研究领域的发展提供参考.     

土壤污染风险规制中的行政裁量研究

我国土壤污染风险规制在专家遴选标准、建设用地和农用地污染风险管控要求,以及风险管控措施等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行政裁量。社会理性和科学理性的缺失形成了土壤污染风险行政裁量困局。土壤污染信息制度中“适时公开”的规定使得公众缺乏必要污染信息,弱化其参与程度,导致对行政决定合法性的质疑。此外,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中专家遴选标准和论证规则的欠缺导致土壤污染风险规制科学理性的缺失。为此,需要建构关照事实和规范的协商式行政裁量模式,强调公众的实质性参与以弥合技术理性和公众理性的鸿沟。同时,在程序上确定专家遴选标准和风险管控标准的论证规则以保证土壤污染风险管控的科学性和客观性。在不妨碍行政裁量权灵活性和能动性的前提下,规范行政裁量权的行使,控制行政裁量权的滥用。     

河南某市驾校地表灰尘多环芳烃组成、来源与健康风险

采集河南省某市29所驾校的地表灰尘样品,应用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GC-MS)测定样品中16种优控PAHs含量,用终生致癌风险增量模型(ILCR)评价灰尘PAHs不同暴露情景下(情景1、2、3分别为驾校工作5 a、10 a和20 a)的健康风险,用比值法、成分谱法和主成分因子载荷法揭示PAHs来源.结果表明,驾校灰尘ΣPAHs含量在198.21~3 400.89μg·kg-1之间,平均908.72μg·kg-1.单体PAHs含量较高的是萘、菲、蒽、荧蒽,含量最低的是二苯并[a,h]蒽,低环PAHs占ΣPAHs的55.79%,高环占44.21%.3种情景下的平均健康风险为情景3(3.71×10-7)情景2(1.85×10-7)情景1(9.27×10-8),只有一个驾校(J11)在情景3存在潜在健康风险,其他情景下均无风险.皮肤接触灰尘是最主要的PAHs暴露途径,其占总风险的64.21%;其次是误食途径,占总风险的33.04%;吸入途径可忽略不计.驾校灰尘PAHs主要来源为化石燃料不完全燃烧源和混合源,农田区驾校灰尘PAHs的柴油/天然气动力车排放源、燃煤源和汽油车排放源贡献率分别为56.44%、26.55%和17.01%,工业区驾校混合源、汽油车和炼焦/燃煤排放源贡献率分别为76.26%、22.85%和0.89%,混合区驾校燃煤源、天然气/柴油动力车排放源和汽油车排放源的贡献率分别为45.57%、45.41%和9.02%.灰尘PAHs含量及健康风险与其周边环境、前期土地利用状况密切相关.     

办公室地面灰尘中PAHs污染的时间变化规律及人体健康风险

为探究室内地面灰尘中15种多环芳烃(PAHs)污染的时间变化规律,于2012年3—7月对北京市一座办公楼内的某办公室进行了每周一次的连续高密度灰尘样品采集。利用高效液相色谱-荧光检测器检测15种PAHs含量。结果表明,该办公室内灰尘样品中∑PAHs浓度范围为1 180~24 300 ng·g~(-1),平均浓度为8 960 ng·g~(-1)。总体上,检出的PAHs以3环PAHs为主,其中菲占PAHs总量的59%以上,其次是4环和5环PAHs,4环PAHs中占的比重最高,约占4环PAHs总量的34%。该办公室内灰尘中∑PAHs的浓度存在显著的时间变化差异,总体表现为∑PAHs浓度随气温升高而降低的趋势。源解析结果显示,机动车排放源、石油源、木材与煤燃烧是北京市室内灰尘中PAHs的主要来源。健康风险评估结果显示,ILCR皮肤接触ILCR手口摄入,且CR均值大于10-6,说明该采样点的PAHs污染存在"潜在致癌风险"。     

石油炼化项目环境风险评价实例研究

结合某公司100万t/a延迟焦化项目的具体实例,探究石油炼化项目环境风险评价中的问题.利用故障树分析模型和ALOFT-FT模型,对延迟焦化项目生产装置和储存装置可能存在的环境风险进行半定量评价.结果表明,焦化装置中的焦化分馏炉和脱硫装置中的干气脱硫塔物料发生爆炸时,对人产生伤害的半径分别为157、199 m;液化石油气储存罐泄漏引发火灾,在下风向120 m,距地面60 m的范围内,黑色烟雾(VOC)日均值超过了0.3 mg/m3限值, 1 h平均值为1.35 mg/m3;而CO浓度相对较小.     

2种毒性评估方法对PAHs污染场地人体健康风险的比较研究

毒性评估是人体健康风险评价的重要部分,目前主要存在2种方法,一种基于PAHs相对于苯并[a]芘(BaP)的毒性当量因子,采用Ba P致癌斜率因子参数(方法 1),另一种直接采用各PAHs致癌斜率因子和非致癌参考剂量等参数(方法 2)。然而2种毒性评估方法得到的风险及修复量是否存在差异以及引起差异的原因等问题鲜有讨论。针对苏南某焦化厂PAHs污染土壤,采用分层土壤健康风险评价模型,对比了2种毒性评估方法确定的PAHs风险、修复目标污染物及土方量的差异,并对引起差异的关键因素进行探讨。结果表明:对于0.0~1.0 m表层土壤,方法 1和方法 2确定的致癌风险最大值分别1.48E-05和1.32E-05,均超过可接受致癌风险,修复土方量分别为27 846 m~3和28 667 m3,修复目标污染物均为Ba P和二苊烃(Acy)。对于1.0~3.0 m深层土壤,方法 1确定的致癌风险最大值为3.36E-08,低于可接受致癌风险,不需要修复;而方法 2确定的致癌风险最大值为3.73E-04,非致癌危害指数最大值为6.96E+01,分别超过可接受致癌风险和非致癌危害商,需要修复,修复目标污染物为萘(NaP),修复土方量为35 944 m~3。最终,方法 2确定的总修复土方量(64 611 m~3)为方法 1确定土方量(27 846 m~3)的2.45倍,而这种差异主要是由于方法 1低估了深层土壤中高挥发性PAH单体尤其是NaP的风险所致。因此,从保守角度建议采用方法 2进行PAHs风险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