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气污染防治，为行善治立良法

几乎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将修订《大气污染防治法》列入2014年立法计划、国务院启动修法工作的同时,有立法权的众多省市也启动了大气污染防治地方法规的制订或修订工作。如江苏省和南京市同步进行大气污染防治立法,且江苏人大还确定将《江苏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提交由省人代会通过,而非人大常委会。这种不待上位法出台即上下同步开展立法的奇观,充分反映出治理大气污染对良法的倚重和期待。     

2014年西安将立法管理餐厨垃圾

近日,西安市人大常委会2014年立法、监督工作重点出台,全年将审议法规案5件,其中包括《西安市餐厨垃圾管理条例（草案）》等,还将对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大气污染防治等12项立法进行调研、论证,并将听取和审议20项专项工作报告。     

以环境利益为同类客体改良环境刑法立法模式

在环境问题日益严峻的当今社会,作为环境保障法的环境刑法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保护作用,究其原因在于环境刑法立法模式的不周延。我国环境刑法应以环境保护为出发点,以环境利益为同类客体单独设章,将散布于其他章节中的环境犯罪罪名全部纳入这一章中,形成统一的环境保护理念和对环境犯罪的威慑力。     

关于污染场地治理修复的探讨

分析了污染场地管理面临的突出问题：中国在污染土壤管理的法律法规和标准不健全、公众对污染场地的关注度不高、中国污染场地修复技术框架和设施的研发尚不成熟,现有的技术支撑条件难以满足污染场地修复工作的需求。结合污染场地管理和场地风险评估、土地利用功能、场地修复技术,提出了场地修复管理急需开展的工作。指出破解污染场地管理和修复难题的关键是：健全土壤专项法律法规、优化土地空间用途、按照土壤反退化原则化解土壤环境风险、完善土壤治理修复技术框架。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达成一致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归纳比较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成败的典型案例,分析现阶段影响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达成一致的主要原因,提出如下健全完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规则的立法建议：统一规定确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的实体和程序规则,优化磋商鉴定评估规则并创新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承担方式,事先邀请赔偿义务人参与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和修复方案的编制,对赔偿义务人实行“先赔后罚”和“先民后刑”的责任承担机制。     

我国生态损害救济立法亟需完善

2011年6月,美国康菲石油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菲公司)蓬莱19-3油田发生渗漏,事故对河北、山东、辽宁等省渔民养殖业、渤海天然渔业资源、海洋生态环境等造成重大损害.事故发生后,求偿问题拉开序幕,其中海洋生态索赔尤为引人注目.事后,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虽然发布公告,声称要向溢油事故负责方提起海洋生态损害索赔诉讼,并通过公开选拔选定四家律师事务所作为此次事故的法律服务机构,与其签订了委托协议.但是截至到现在,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并未向任何一家法院提起生态索赔的诉讼,而行政索赔却取得显著进展.     

明太祖的荒政立法

救荒是明代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重要措施。为了保证荒政的顺利而有效地进行,明太祖从灾害防治到灾害赈济,从赈灾官员的选用到对吏治腐败的整治,都制定了较为详细的法律条文。从这些法律条文中可以概括出明太祖的荒政立法包含以下两个方面：一、防灾与减灾中的立法;二、救灾中的立法。朱元璋通过荒政立法,一方面惩治了救灾中的腐败,提高了救灾的效率;另一方面也使灾民在自然灾害面前得到国家的救济,使社会生产力的破坏得以减轻,为明王朝的经济恢复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新时期我国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亟待新发展

自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规定了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以来,历经33年的时间,国家先后颁布了多部环境类管理办法,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等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中规定了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同时,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还配套制定发布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分级审批规定》等规章,一些地方也制定了地方性的环境影响评价法规或者规章.这些法律、法规和规章的制定与颁布,使我国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环境影响评价管理的法律法规体系,建立起了系统的环境影响评价法律制度.在我国三十多年的环境保护管理工作中这些立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也成为我国最重要的环境管理制度之一.     

新《环境保护法》:史上最严但实施最难

1989年的《环境保护法》已被修订并即将付诸实施。此次修订,因其创新范围广、变革力度大、措施严厉而被称为"史上最严环保法"。其严厉性主要体现在监管措施系统、监管手段强硬、行政处罚严厉、监督全面有力等方面。按照逻辑,越严格的法律实施起来难度越大,阻力也越大。环境法之所以实施难,既有其自身之不足,亦有诸多外部阻力。自身不足主要包括效力等级仍然不够、管理体制依旧不畅、生态管理依然弱化、环境权认可尚存障碍、处罚权未能完全下放等。外部阻力则主要表现在机构设置不科学、环保执法易干预、引咎辞职难实现、强制措施有难度、公众参与难保障等方面。因此,唯有加强立法创新,规范党委职权,强化公民参与,理顺监管职权,才能促进新《环境保护法》的有效实施。     

我国排污许可制度立法的三十年历程——兼谈《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的目标任务

本文将排污许可制度立法经历的三十年划分为产生、发展和改革三个阶段,分别梳理了这三个阶段的立法背景和立法过程中的重大事件和主要过程,并总结了每个阶段的立法特点。通过研究排污许可制度的立法脉络,厘清《排污许可管理条例》中主要内容的发展轨迹,指出立法的主要目标和任务:一是构建以排污许可制为核心的固定污染源监管制度体系,明确排污许可制与其他环境管理制度的关系;二是完成覆盖所有固定污染源的排污许可证核发任务;三是强化排污单位主体责任,加强排污许可制度的监管与执法,厘清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