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黄河中游的环境变化和灾害——对都城迁移发展的影响

都城的选址、建设和迁移发展必须以环境资源为基础。我国古代的国家都城在黄河中游反复迁移，以至最后东迁南迁。在这个过程中，环境变迁和灾害一直是重要的驱动因素之一。通过统计分析历史时期洪涝和干旱灾害，以及气候水文变化资料，结合古都所在地的环境资源条件分析讨论，揭示了黄河中游环境变化和灾害对都城迁移发展的影响。都城在长安与洛阳之间的反复迁移，以及后来的东移开封，和南移到长江下游平原，环境的变迁是重要的驱动力之一。     

环境教育应从提高道德关怀入手——有感于中国古代的环保思想

美国著名的海洋生物学家雷切尔·卡逊曾在其著作《寂静的春天》中讲述了一个发人深思的故事:一个原本美丽、安宁的小镇,在人们的开发过程中逐渐发生着可怕的变化,"一些不祥的预兆降临到村落里:神秘莫测的疾病袭击了成群的小鸡,牛羊病倒和死亡。到处是死神的幽灵,农夫们述说着他们家庭的多病,城里的医生也愈来愈为他们病人中出现的新病感到困惑莫解……一种奇怪的寂静笼罩了这个地方……这是—个没有声息的春天。"     

拂去江南明珠的微尘

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杨万里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生态是生物与自然环境之间形成的一种相辅相成、     

罗伊斯忠德观与中国传统忠德观之比较

美国哲学家罗伊斯的《忠之哲学》系统阐释了忠的概念、内涵、对象、主体、价值和地位。其与中国传统的忠德观念之间存在着一些相通之处,如二者都源于君主制社会,其践行主体都是泛主体的,都强调自愿的尽忠和献身。同时,由于产生的民族文化背景的差异,二者也存在着很多迥然不同的地方,如中国传统忠德产生于血缘宗法社会,而西方的忠德则产生于封建城邦制;中国传统忠德凸显的是忠君的政治伦理价值,而罗伊斯的西方忠德观则凸显的是宗教性的一面;当忠德面临两难选择时,中国传统忠德观强调的是公而忘私、舍家纾难,而罗伊斯则主张在"忠于忠"的大原则下由当事人自由选择。     

中国特色环境保护新道路的哲学思考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唯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来思考和分析中国特色环境保护新道路,将会进一步廓清我们对这条道路的认识,从而更自觉地在实践中探索它、发展它.本文对此进行一个尝试.     

古栈道:古代的“高速公路”

“噫吁戏,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这是诗人李白对于蜀道的感慨,这一感慨通过中华文化的传承,沉积在我们每一个接受过汉语教育的人的心底.然,同样来自唐代杜牧的诗歌: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却让我们了解到,杨贵妃要吃的鲜荔枝,通过蜀道快马飞递:自重庆涪陵—取荔枝道一经达州(今四川达县)—穿子午道—越秦岭—到达长安,总耗时不过3日.这是一幅穿越古蜀栈道的情形,有专家认为,蜀栈道就是古时的“高速公路”,它们“要比今人想象的快捷和方便得多”.     

共有的家园

正1998年,肆虐的暴雨,横扫着我国的南方和北方。暴雨所到之处,江湖水涨,河沟漫溢。此时,流经中国大地的长江、嫩江、松花江隐去了往日温柔美丽的笑靥,露出了凶猛恐怖的狰狞。肆虐的洪水像一只只无情的魔爪,几千万亩良田被淹,几百万人痛失家园。浩浩荡荡的江水,每天都在制造大大小小的险情。这次大灾过后,人们开始反思:给水以家园,给万物生灵以家园,人类才会有自己的家园;给水以活路,给万物生灵以活路,人类才会能生存和发展。当我们享受着快乐祥和的生活时,你可曾想到     

“为学者而设”——古代书院学规特点

学规是古代书院制度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其制定是以规范引导诸生思想言行为核心导向,因而学规特点比较鲜明。书院学规因为多由老成宿望的山长或官方制定而具有非常强的权威性,因尽量使用商量和鼓励的用语而具有婉约的劝勉晓喻性,因特定的培养目标而呈现出鲜明传道济民的理想性,因学规内容具体明确而有易于被实施和接受的实践性。     

马克思的现实观：习近平关于文艺的重要论述的哲学基础

习近平关于文艺的重要论述的哲学基础在于马克思的现实观。通过深入分析习近平关于文艺的重要论述,可以发现:习近平在文艺的基础和根据、文艺的时代性、文艺的人民性等问题上的重要论述都运用和体现了马克思的现实观。结合马克思的现实观,可以进而深化对习近平关于文艺的重要论述的核心内容和重大意义的理解。习近平关于文艺的重要论述立足于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并对当代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有切实的关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