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变信息为企业治污压力

污染控制的障碍到底是什么？这不只是一个技术问题或者资金问题．最核心的问题还是缺乏动力。这个动力原本应该源自严格的执法。源自司法介入的环境诉讼,但是我国现在还不具备这些。从国际经验看,环境保护需要广泛的社会参与,除了政府监管,包括立法、司法、环保行政部门的作为．还有市场手段和公众参与。在西方国家,司法手段可以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而我国环境司法系统还需要进一步完善,这会是一个相当艰难和漫长的过程。     

困境与对策:恢复性司法于环境犯罪中的适用

伴随《刑法修正案(八)》对生态环境犯罪法益的立法转向,有条件地承认了环境资源即是刑法所值得保护的利益.生态环境犯罪法益理论侧重法益恢复与轻缓刑罚的思想与恢复性司法的利益平衡、犯罪人再社会化具有目标一致性,因而相互契合.恢复性司法应用于生态环境犯罪的探索正在司法实践中广泛开展,然而实践中仍然存在适用方式法律依据不足、适用...     

推进我国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几点思考

当前我国生态环境治理成效显著,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建设也取得良好的效果,但我国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在立法、执法和司法方面面临着生态环境治理法律体系仍需完善、生态环境多元协商治理模式急需完备、环境司法审判机制有待健全等挑战.结合我国实际情况,给出完善生态环境治理法律体系、构建多元协商共治的生态环境治理模式、健全环境司法审判...     

环境司法专门化下的特殊环境诉讼规则

我国的环境司法处于发展初期,有关环境纠纷的司法救济程序散落在不同的部门法中。为了维护国家环境安全和公共环境利益,构建环境司法专门化势在必行,但是在特殊的环境保护法院进行专门化的环境审判过程中,出现环境诉讼保护对象的争议性、生态环境损害责任承担的特殊性等问题亟待解决,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等特殊环境诉讼规则应运而生,虽然目前还面临着一些困境,但是整体上构建环境司法体系的进程依然在不断推进。     

环境维权:百姓缘何信“访”不信“法”

是什么挡住了群众环境司法维权的脚步?群众法律知识缺乏是首要因素,据调查,87%的群众遇到环境纠纷,就知道举报投诉,寄希望于环保部门,却根本不知道如何通过司法途径更加有效地维权。     

情事变更原则与劳动合同法

作为合同法的一项重要原则,情事变更原则为现代许多国家立法所采纳,或在司法实务中予以认可。我国现行法律层面没有明确规定情事变更原则,但在最高人民法院近期出台的司法解释中,已有对这一原则的具体规定。一直以来,劳动合同的履行、变更和解除是否适用情事变更原则,在学术研究和司法实践中引发了较大争议。     

商榷：对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不能进行司法审查

本刊第四期刊登了黄海同志的《谈对劳动能力鉴定结论的司法审查》一文,其主要观点认为．法院有权对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的鉴定结论进行审查,当出现法定情形法院可以准许当事人提出重新进行劳动能力鉴定的申请以及法院只能依据法律法规的规定范围和条件对鉴定结论进行审查。对此笔者有不同观点．现提出与其商榷。     

数字

1%——通过司法诉讼渠道解决的环境纠纷不足1%1 0月26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专题讲座,环境保护部原总工程师、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副理事长杨朝飞在专题讲座中说,2005年以来,环境保护部直接接报处置的事件共927起,重特大事件72起,其中2011年重大事件比上年同期增长120%,特别是重金属和危险化学品突发环境事件呈高发态势。     

司法解决环境纠纷不足1％折射了什么？

破解环保官司难打需法律跟进,环境事件递增制度性破解,环境事件递增需求解制度突破,减少环境群体性事件疏比堵更有效,与污染企业对簿公堂何时能成习惯？“官司难打”是修改环保法的“必修课”。     

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建设的方向

近二十多年,随着我国海洋环境治理形成多元参与的新格局,海洋环境司法经历了由海洋环境监督管理部门单独提起海洋生态损害赔偿发展至重视海洋环境监督管理部门的公法职能和检察机关督促、协同、兜底等职能的阶段。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兼具私法与公法性质,内涵比环境公益诉讼丰富。为突破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困境,有必要以环境治理的视角完善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既重视司法救济又加强公法规制,实现公私法协同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