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劳动保障监察与司法有效衔接机制

6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了《关于当前形势下做好行政审判工作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建立了劳动保障监察与司法的有机衔接机制,对更好地发挥劳动保障监察维护职工权益的职能作用意义重大。（《意见》对提高劳动保障监察效能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强化个体规制必然能减少污染总排放吗?——来自《环境保护法》的经验证据

法治是应对环境问题的重要手段,强调个体规制是环境法治对法治传统的一种承继,但整体观下的总行为规制理论认为强化个体规制并不能决定污染总排放的下降。因此,文章以2015年《环境保护法》的修订为节点,采用广义双重差分法,实证分析了《环境保护法》修订前后中国环境司法强度和污染排放的变化,并进一步对二者间的相关性进行讨论,以期为总行为规制理论与环境法治的未来革新提供更为夯实的理论基石。文章通过研究得出了一个反常识的结论：《环境保护法》的修订显著提升了中国各省份的环境司法强度,显著降低了各省份的污染总排放量,但环境司法强度与污染总排放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即时或延时相关性。该结论意味着：传统环境法治强调且确实提升了个体规制的强度,但强化个体规制并不能成为减少污染总排放的充分条件。因此,环境保护法律应当实现“从个体转向整体”的革新,在坚持个体规制的同时,让地方政府为辖区内所有个体的总行为负责,确保总行为产生的污染排放结果处于环境承载力之内。     

AIoT在智慧司法中的应用优势与疑难

一、AIoT在智慧司法的应用现状 智慧司法是一种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手段为基础,以法律代码化、司法数据化为特征,以智能感知、智能认知、智能识别、智能计算以及智能决策等功能为表现,旨在促进司法公平正义、提高司法效率、解决司法难题的智慧化司法模式.随着物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对于司...     

环保法庭审判模式的规范化反思——以三审合一模式为视角

三审合一审判模式是环境司法专门化背景下环保法庭的运行模式,是由法院系统推动的环境司法审判模式的创新,对我国的司法改革有重要影响作用。三审合一审判模式具有地方主导、司法推动、超越诉讼法则等新的特点,本文以实证考查的立场研究我国环保法庭三审合一审判模式的司法运作特点,并以司法资源优化配置应兼顾合法性与合理性为支撑,反思三审合一审判模式的正当性、必要性以及司法困境,提出三审合一审判模式的规范化发展道路。     

碳汇补偿机制纳入环境刑事司法的实践与问题分析

为助力“双碳”目标顺利实现,司法机关在环境刑事司法领域针对受损生态环境修复问题创设新的司法模式,鼓励被告人以认购碳汇的方式修复受损生态环境,并将案件中具体的修复情况纳入裁量。其出现收获了较多积极评价,但由于其新颖性较强,相关法律依据不足,也受到了包括“以钱买刑”、蹭“双碳”目标热度等质疑。对此应首先明确碳汇补偿机制在环境刑事司法中适用的合理路径,引入恢复性司法理念,确定碳汇补偿在环境刑事案件裁判中量刑轻缓化事由的定位;在具体适用中不断完善程序设置,在充分引导当事人主观自愿的同时强化其执行效力;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创设相关规范和标准,推动碳汇补偿机制不断发展,以促进其优化适用,实现法律效果和生态效果的有机统一。     

以行刑衔接“利剑” 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长期以来,我国安全生产治理中一个突出问题,就是企业违法成本较低。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既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政府的重点任务,也是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破解安全生产突出问题的重要手段。《“十四五”国家安全生产规划》明确提出:健全安全生产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常态化协作机制,畅通案件移送流程,提高安全生产类案件与刑事打击的衔接准度和处置精度。     

从环保法庭看依法治污的前景

环保法庭有助于环境资源类案件审理的专业化,从而更好地实现依法治污。然而,根据巴中市环保法庭的试行,环保法庭会遭遇各种困境。对此,需要提出让环保法庭走出困境的建设性意见,让环境司法审判有序开展,实现以环境法治来向污染宣战。     

对抗还是合作？——环境公益诉讼背景下的环境司法与环境执法

从传统来看,环境公益诉讼背景下的环境司法与环境执法是一种相互对抗的关系：环境司法旨在监督环境执法机关的行政执法行为。在我国现阶段．这种植根于“环境行政机关的执法意愿值得怀疑”这一前提预设的传统定位已经深陷理论与实践的困境。在新形势下,从对抗走向合作,是我国环境执法与环境司法相互关系定位上的必然选择。     

公平和公正是司法活动追求的目标——关于没有书面劳动合同情况下经济补偿的话题

在长期的劳动争议审判活动中，很多用人单位都抱怨法院的执法尺度对劳动者过于倾斜，使得他们无所适从。其实，这是一种误解，产生这种误解的根源，除了有未将法律赋予用人单位的正当权利合理地、充分地加以运用，最终导致发生不利于自己的后果这一原因外，另一种原因就是将劳动法本身对劳动者实施倾斜保护这一立法结果误认作是司法活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