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广义加性模型解析长江中游城市群城镇用地扩展驱动力

研究城镇用地扩展的时空驱动机制对城市群的科学可续发展与国土空间规划具有重要意义.利用广义加性模型(General Additive Model,GAM),选取社会经济因子、自然因子和邻域因子,解析长江中游城市群1990～2015年城镇用地扩展驱动力的时空分异特征,挖掘各子城市群的核心驱动力并对其进行功能识别.结果表明:(1)25年间,长江中游城市群驱动因子时空差异显著.核心城市武汉、长沙、南昌极化效应明显,涓滴效应逐渐显现,但城市群仍未打破行政区划壁垒.(2)三大子城市群的核心驱动因子差异显著.其中,人口和地均GDP对各子城市群城镇用地扩展影响最大,武汉城市圈和环鄱阳湖城市群的空间溢出效应高于长株潭城市群,且城镇用地扩展模式渐由单核驱动发展为双核驱动.(3)核心驱动因子与城市群城镇用地扩展之间具有显著的非线性关系,且呈现地域性和阶段性特征.(4)GAM模型能够解释城镇用地扩展过程中各因子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较Logistic和Nonliner-Logistic模型具有更高的拟合优度和验证精度,表明了其探索非线性驱动力的优势.     

武汉城市圈城市空间形态特征及其变化

以国家资源环境数据库数据为基础,采用分形维、形状指数和紧凑度等指标,结合GIS分析方法,分析了1990年和2000年武汉市城市圈城市空间形态特征及变化趋势。结果表明,武汉、黄石、荆州等老城市的空间形态分形维较高,形状指数大,城市空间形状的紧凑度较差;而潜江、随州、仙桃等城市分形维相对较低,形状指数较小,城市紧凑度较好。在总体变化趋势上,武汉城市圈城市空间形态不断扩展与蔓延,边界趋向于破碎,城市内部空隙逐渐增多,城市形态轮廓趋于复杂化,城市形状紧凑度逐年下降,城市建设用地效率降低。     

中小学校安全不容忽视

一、中小学校特点 一是校园结构社会化 当代的校园周围商业网点、生活服务设施、公共娱乐场所俱全。不少学校为了广开财源．弥补办学经费不足,就开门招商,拆墙开店对外营业．校外人员大量涌入,使得一向清净的校园一下子变得热闹非凡。有的校园坐落在风景秀丽的游览区．游人络绎不绝,节假日游人数以万计,成了一个不收门票的公园。校园内部教学区、科研区、宿舍区、商业区、娱乐区混杂在一起,成为一个五脏俱全的小社会。     

基于不同用地规划的人体健康风险评估

以某化工厂搬迁遗留场地为例,比较3种不同规划用地(居住用地、商业用地和高架建设用地)的人体健康风险差异,根据评估结果,该场地作为高架建设用地人体健康风险水平处于10~(-5)左右,风险相对较低,且风险主要集中于表层土壤及微承压地下水,推荐优先用作高架建设用地。结合规划用途给出土壤及地下水的风险控制值:地下0 m~1.5 m土壤中,苯、六氯丁二烯分别为7.72 mg/kg、38.5 mg/kg;地下水中,苯、六氯丁二烯分别为355 mg/L、53.5 mg/L。     

国际合作，首先要遵循商业原则

在国际上做生意,利益原则、商业原则并重,是普世规则。中国在国际合作中的最大问题是缺乏商业文化,偏于按自己的逻辑行事。中国已经是世界制造业大国、贸易大国,如何能让自己走出去时更稳、更有益,中国应遵循市场经济的逻辑和思维方式,以企业为主体,以商业原则为基础：国家战略要服务于商业原则,保证其公平执行,让企业能够获得更多有利、有效的国际合作。     

中国企业在低碳时代面临的风险与压力

欧盟、美国等制定了严厉的气候变化政策,对进口的高碳产品设置种种障碍,以维护本国企业的竞争力。＂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是一个富有些许理想主义色彩的原则。在现实的商业竞争中,真正的话语权仍然掌握在经济规则的制定者手里。中国应当对美国、欧盟以及WTO持续施加压力,以避免不利规则的出现。     

唐皇城复兴规划与西安中心城区的商业发展

在"唐皇城复兴规划"的新城市发展框架下,西安市中心城区的商业必将发生变化。运用城市地理学理论,通过实地调查、图表分析等研究方法,从商业规模、商业网点业态结构、商业空间布局等方面分析了西安市中心城区商业发展现状,提出了中心城区新的商业发展构想:商业规模逐步集约化;以零售业为主导的各种业态和谐发展;从商业空间发展来看,步行街功能将日益凸现,中心商业区(CBD)功能的弱化与游憩商业区(RBD)功能的强化也将形成鲜明对比。     

一种基于集成学习的城市新增建设用地快速提取方法

城市新增建设用地是热岛效应调控、大气污染和扬尘管控、生态服务变化的重要指示信息。为准确提取新增建设用地,提出一种运用多时相Sentinel遥感数据和集成学习算法的城市新增建设用地快速提取方法。基于多时相Sentinel-1和Sentinel-2遥感影像提取光谱特征、纹理特征和后向散射特征,进行面向对象分割、全域均值滤波和归一化后得到组合特征集,运用随机森林、旋转森林、支持向量机和极限学习机多分类器集成学习进行分类来提取新增建设用地。提取了南京市2017年4月至10月间的新增建设用地并统计了各行政区分布的面积,提取整体精度达0. 95,Kappa系数达0. 88。相比与基于像素方法,面向对象技术可有效降低"椒盐现象",提高斑块完整性;与分类后提取方法比较,直接变化提取方法可减少误差产生环节及误差累积,从而降低系统误差,提高提取精度。     

基于MCR的建设用地扩展边界划定研究

在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科学划定建设用地扩展边界是提高城镇化质量、协调人地关系、改善城市生态环境的关键。基于最小累计阻力模型(MCR),将建成区和生态保护用地作为两类扩展源,通过构建自然、区位、环境和政策4个阻力因子体系,采用层次分析法(AHP)获取各个因子阻力系数,得到两类用地扩展的最小累计阻力值,根据阻力差值划分适宜性分区,并利用Hydrology扩展模块确定建设用地适宜扩展路径和隔离带。结果表明：(1) 越靠近扩展源,其阻力值越小,建设用地源与生态用地源由于空间分布不一致,各阻力值之间差异较大;(2) 基于MCR模型对两类用地扩展的阻力面差值进行建设用地适宜性划分,可分为重点建设区(65 771.64 km²)、优化建设区(51 103.28 km²)、限制建设区(21 001.54 km²)、禁止建设区(17 150.01 km²)和生态恢复区(11 894.70 km²),不同适宜性分区对土地开发建设的要求不一样;(3) 应用Hydrology扩展模块得到的“谷线”可引导建设用地优化开发,避免盲目的“摊大饼”式蔓延格局; “脊线”可控制建设用地扩展的隔离带,从而打破适宜性区域集中连片的扩展态势。研究结果可为建设用地的科学规划和合理布局提供建议,促进城市建设和环境保护的协同发展。     

城市生态用地时空动态及其相关驱动力——以武汉市为例

城市生态用地是维持城市生态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屏障,研究其动态变化特征及相关驱动力,将为城市规划和生态环境保护决策提供依据。该文以武汉城区为实证区,采用1990、2002、2014年等3期Landsat遥感影像为数据源,采用土地利用变化矩阵量化数量变化,景观格局指数量化空间格局变化,生态服务价值系数和InVEST模型量化质量变化,利用二元逻辑回归模型和梯度分析法量化相关驱动力。研究结果表明:武汉市生态用地总面积持续下降,累计减少239.55 km~2,其中水域为主要转出地类;生境质量下降24%;生态用地斑块破碎度提高,"孤岛化"现象逐渐显现;坡度、建设用地的最小距离、建设用地增长、GDP增长和道路密度是驱动生态用地变化的主要因素,随着城市向三环线外扩张,三环线以外的生态用地面临较高的生态转化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