沱江流域总氮面源污染负荷时空演变

根据四川省沱江流域水环境受总氮（TN）面源严重污染的现状,采用排污系数法估算2007~2017年该流域来自各面源污染源的TN污染负荷,并利用空间重心统计法和空间分析技术揭示沱江流域TN污染负荷时空分布特征及转移趋势,以期为相关部门精准防控和预警沱江流域面源污染提供理论依据.结果表明,2007~2017年畜禽养殖污染源对整个流域的TN污染负荷贡献率每年均在45%以上,是TN面源污染的主要污染源.农村生活和农村生活垃圾污染源的贡献率呈逐年减少趋势,农田固废和农田径流污染源的贡献率则呈增加趋势.TN总污染负荷总体呈下降趋势,2010年污染负荷最大,达到5.7×10⁴ t,2017年最小,为4.69×10⁴ t.污染负荷在空间上的异质性变化及降雨径流的不均匀分布驱使畜禽养殖、农田固废类和农田径流污染源的TN污染负荷重心由西北向东南方向移动,流域东南部是畜禽养殖、农田固废类和农田径流TN污染的重点防控区域.东南部各区县的农业人口大量向城市人口转化,进而驱动农村生活和农村生活垃圾污染源的TN污染负荷重心由东南向西北方向转移,其转移范围高达66.35 km²,由此确定的最小边界圆是污染源污染负荷变化的重点识别区域,沱江流域西北部则是农村生活和农村生活垃圾TN污染的重点防控区域.本研究拓展了环境科学领域对流域污染负荷时空演变的探究方法,对于改善水环境质量,促进流域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跨流域调水生态补偿机制探讨

跨流域调水工程已经成为解决我国缺水地区水问题的重要手段之一,而由跨流域调水引发的生态补偿问题是制约调水工程社会、经济效益发挥的关键因素。目前跨流域调水生态补偿机制设计主要是沿用流域内生态补偿的一般理论与方法,导致跨流域调水生态补偿主体缺失、补偿对象不全面、补偿标准不合理、补偿方式单一,极大地限制了跨流域生态补偿实践的开展。通过比较分析流域内生态调水与跨流域调水在受工程影响、水权转移形式、涉及的利益主体关系、生态补偿主导部门、生态补偿核算标准等方面的特征,提出了以区域水权为理论基础,以生态补偿客体、补偿标准、补偿形式以及补偿保障体系为主要内容的跨流域调水生态补偿机制框架。     

海河流域草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及其价值评估

草地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了畜产品和生命支持两个方面的多种服务功能,但人们常关注产品提供功能而忽视生命支持功能。研究采用联合国千年生态系统评估框架,构建了海河流域草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评估指标体系,并以2005年为基准年,运用市场价值法、影子价格法等多种方法对海河流域草地生态系统进行经济价值评估。结果表明,海河流域草地面积为6.67×10¹⁰ m²,提供产品、固碳、保持土壤、净化环境等8项服务功能的总价值为2 216.28×10⁸元,单位面积价值为3.32元/(m²·a)。其中,提供产品的价值量最大,占总价值的31.3%,其次是固碳和营养物质保持功能的价值,分别占总价值的26.8%、22.2%。海河流域草地生态系统除了具有重要的产品提供功能外,固碳、营养物质保持等生命支持功能的巨大经济价值也不容忽视,平衡兼顾草地生态系统的产品提供功能和生命支持功能有助于促进海河流域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协调。     

胶束形态对十六烷基三甲基溴化铵(CTAB)增溶典型苯系物行为的影响

研究了30℃条件下,浓度为1.2×10-4mol·l-1—2.88×10-2mol·l-1的阳离子表面活性剂十六烷基三甲基溴化铵(CTAB)溶液的吸光度及相应浓度条件时对典型苯系物(苯、甲苯和乙苯)的增溶作用.利用表面活性剂的紫外吸收随浓度变化这一特性,从其不同的拐点处求得CTAB的第一、第二临界胶束浓度分别为7.2×10-4mol·l-1和9.6×10-3mol·l-1.在实验浓度范围内,CTAB溶液对苯、甲苯和乙苯的表观溶解度增溶曲线上同样得到两个拐点,即苯7.2×10-4mol·l-1和9.6×10-3mol·l-1,甲苯7.2×10-4mol·l-1和7.2×10-3mol·l-1以及乙苯7.2×10-4mol·l-1和9.6×10-3mol·l-1,这与第一、第二临界胶束浓度相等或相近.由于溶液中CTAB胶束形态随浓度增加而变化,表明胶束形态对CTAB增溶苯系物的行为有显著影响。     

白洋淀流域水资源管理中的公众参与分析及评价

有效的公众参与是提高流域水资源管理效率和流域综合管理成功的关键因素. 选取白洋淀流域的典型城市模块(保定市)、乡村模块(涞水县)及水敏感区(安新县)进行研究,综合采用问卷调查、利益群体访谈和专家咨询等方法,对政府管理人员、流域居民的环境意识及水资源管理参与现状进行了分析评价,比较与评估了政府及相关利益群体的环境知识、环境满意度、信息流通渠道、参与意愿、实际参与度、政府行为及其公众认知度和接受度. 结果表明:公众参与水资源管理的现状是水敏感区的参与效果好于城镇模块,且城镇模块好于乡村模块;公众获取环境知识与环境信息的途径主要以亲身感受与媒体宣传的被动接受形式为主;参与途径不畅通,实际参与度低于有参与意愿的比例,参与意愿不确定性高;公众对于政府行为的认知度为41.3%,接受度仅为19%;管理者对于公众参与在水资源管理中作用的认识仍有待提高,参与活动以宣传教育为主,缺乏整体考虑及上下游沟通与设计,缺乏全过程参与,居民尚未形成共同认可的流域价值观. 建议加强全过程参与、环保民间团体的作用以及学校环境教育.      

论流域环境经济学

流域系统具有整体性、地域分异性、污染的跨界单向外部性,面临着上下游和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使得传统环境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遇到了障碍.基于环境经济学在流域这一特殊研究对象的理论拓展和实践探索要求,提出了流域环境经济学发展的必要性,阐述了流域环境经济学的概念、内涵和理论基础,并初步构建了流域环境经济学框架和主要内容.研究认为,流域环境经济学是随着流域环境问题不断演化而产生的新研究领域,通过借鉴空间经济学、信息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等相关理论和方法,研究流域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引发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探索流域环境管理的机制设计和合理的环境经济政策手段,优化流域环境资源配置,实现流域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