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望2015之三 工业技术创新

2015年,随着新一轮技术和产业变革持续发酵,美国、德国、法国等发达国家进一步加强技术创新战略部署,相继提出针对制造业创新发展的新举措,力图主导全球创新体系。国内随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进一步部署和科技体制改革深化,技术创新政策环境将进一步改善,技术创新基础将更加坚实,工业技术创新产出仍将保持较大幅度增长。     

城乡一体化导向的生活垃圾统筹治理研究

目前,生活垃圾对我国城乡的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城乡居民身体健康、农产品质量安全等造成的严重危害,制约了城乡的可持续发展,阻碍了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面对"垃圾围城"、"垃圾围村"的严峻形势,基于可持续发展理论,分析了城乡一体化导向的实质及统筹治理的特点。从统筹治理主体的缺位、立法过于倾向于城市、环卫基础设施缺乏城乡一体化规划、缺乏统筹治理协调机制、公众环境行为与环境意识不一致五个方面指出城乡生活垃圾统筹治理的困境,并提出城乡生活垃圾统筹治理的有效策略:明确统筹治理主体,实现城乡生活垃圾统一监管;完善生活垃圾治理相关法律制度,使立法倾向趋于平衡;保障资金投入,实现城乡环卫基础设施统一规划布局;建立城乡生活垃圾统筹治理长效机制;加强环境教育,促进城乡居民环境行为与环境意识的统一,以法律制度保障美丽中国目标的实现。     

土地流转与农户收入增长——基于收入结构的视角北大核心CSCDCSSCI

农户参与土地流转能否产生正的收入效应是一个广为社会各界关注的问题,然而已有的经验研究结论却大相径庭,文章以为对土地流转异质性影响的忽视是导致诸多土地流转收入效应研究结论不一致的关键。基于此,文章应用2010—2018五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分析土地流转对不同农户类型、不同收入来源的影响差异。基本实证结果表明:第一,土地流转确实会增加农户收入,但是主要表现为对转出农户有正的收入效应,对转入农户的家庭纯收入影响并不明显。第二,土地流转对转入农户与转出农户的不同类型收入的影响并不一致。转出户工资性收入增长幅度远高于经营性收入下降幅度,工资性收入对转出户家庭纯收入的增长贡献接近80%;转入户的经营性收入增长无法弥补工资性收入下降,导致家庭总收入水平没有显著变化。以上实证结果经双重差分模型、处理效应模型等一系列模型敏感性分析后并未改变,表明文章的基本结论是稳健的。进一步地,文章对收入异质性的原因进行分析,发现土地流转对不同农户的劳动力资源配置决策影响存在差异,转出户外出务工与创业的概率增加,非农生产的劳动力投入增加;而转入户则在农业生产中投入更多资源,包括家庭农业劳动参与增加以及农业投入增加。文章进一步的政策讨论也发现,由于转出农户对技术改进的依赖性较弱,转出农户只需要保证能够找到一份替代工作就可以获得更高的收入;但对转入农户而言,由于缺乏足够的技术帮扶,所以他们的土地生产改进有限,反而难以产生土地流转理论提到的资源配置优化,这可能会限制土地流转市场的进一步扩大。综上,文章研究为优化土地流转政策、提高土地流转参与率,并最终实现农户的社会福利改善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与经验证据支持。     

1996-2010年云南省旅游总收入差异的时空变化分析

选取1996-2010年云南省16个市州的旅游总收入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标准差、变异系数、泰尔指数、累计比重等方法分析云南旅游总收入的总体差异,探讨近15年来全省旅游总收入在地带间、地带内和市州际的差异及其变动演进.研究表明,时间上云南省旅游总收入呈现绝对差异不断扩大但相对差异在小幅增长后逐步收敛的特征;空间上,云南省旅游总收入差异明显但不平衡特征正在逐步缩小.云南省旅游总收入的差异主要是由于地带间差异和地带内差异共同导致,地带间差异已有所缓和;滇西北、滇西南、滇东南和滇中地区是地带内差异的最重要来源;旅游资源禀赋、旅游基础设施、旅游发展政策和经济发展水平是云南省旅游总收入的时空差异及其变动的的主要原因.     

国内外城乡协调发展理论与模式研究综述

城乡发展演变经历了由分离到对立再到融合的过程。阐述了城乡关系和空间结构的相关理论,重点对国内外协调城乡发展理论与模式进行了综述,对比分析了国内外在城乡关系的发展阶段、研究重点与尺度、研究方法上的不同,试图为城乡二元结构较突出的我国在统筹城乡发展及促进城乡和谐社会的构建方面提供理论参考与政策依据。     

庇古思想对当今中国民生问题的启示——基于资源型地区的视角分析

转型期,我国民生问题越来越成为社会关注的重大问题,特别是对教育、医疗、住房、生态环境等最现实民生问题,人们关注的表层现象较多,探寻其理论基础的学者较少,导致民生问题研究缺乏必要的理论支撑.庇古思想中的外部性理论和收入均等化理论为解决我国当前突出民生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强调生态环境外部性问题不只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深远的社会民生问题.以资源型地区凸显的特殊民生问题为例,基于庇古理论提出了解决资源型地区民生问题的政策思路.     

公平贸易与环境保护

说起公平贸易,熟悉它的人首先会想到咖啡.在自由贸易的条件下,当你为星巴克连锁店中的一杯咖啡付出20元人民币的时候,种植这些咖啡豆的农民却只能从中获得不到0.1元的收入,大部分收入都被咖啡生产商和销售商获取.     

2015~2018年中国代表性城市PM2.5浓度的城乡差异

选取中国6大城市群中的11座代表性城市为研究区域,将监测站点划分为城区、郊区和乡村站,进而分析各城市间PM_2.5浓度的城乡差异规律.结果表明,同一城市群各城市之间,或同一城市的城区、郊区、乡村站间PM_2.5日变化皆较为相似.京津冀和长三角地区的城市城区PM_2.5浓度最高,高于郊区7.8%~9.7%,高于乡村11.3%~16.9%,而粤港澳大湾区和内陆城市群（成渝、长江中游、关中平原城市群）的城市郊区PM_2.5浓度最高,高于城区2.6%~11.2%,高于乡村16.7%~26.5%.各城市间城乡PM_2.5浓度差值的日变化规律不尽相同,可呈单峰（如上海）或双峰（如杭州）变化,极值可出现在白天（如广州）,亦可在夜间（如深圳）.PM_2.5的排放与传输扩散共同对11城市城乡PM_2.5浓度分布产生影响.     

新时代中国乡村振兴：探索与思考——乡村地理青年学者笔谈

乡村振兴是新时期国家重大战略,是一项系统工程。中国地域广阔,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区域差异显著,乡村振兴路径需要体现乡村发展的综合性、复杂性和区域性。来自乡村地理学领域的16位青年学者,以笔谈方式,对中国乡村振兴的科学路径开展了深入讨论。核心观点如下：（1）乡村振兴需要遵循时空分异规律,重点关注乡村发展的时空传承与现实需求之间的衔接,建立彰显地域特色和具有可操行性的理论和技术体系,分类、有序地推进乡村的人居环境、产业体系、生态环境和治理模式等转型。（2）力求城乡融合和联动,构建城乡复合多中心网络体系,创新采用“乡村群”空间组织模式,以乡村内生力、城镇辐射力与规划约束力共同驱动乡村振兴。（3）在中国“大国小农”的基本国情下,农业承载着食品安全、社会稳定和生态产品等多重功能,需要构建农业“全价值链”的发展路径,促进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助力乡村产业兴旺。（4）在能源富集区,在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需求前提下,需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在西南地区,依托山区特色生态、人文资源打造山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重塑乡村旅游新品牌、构筑山水田园乡村家园;在东北地区,乡村振兴应与“东北振兴”战略协同推进,有序分类推进;在长三角地区,应在全面认知乡村工业化到乡村城镇化,再到乡村特色化,到乡村的社会、文化和生态建设的阶段演化特征基础上,寻求差异化的乡村振兴路径;在西北地区,应在生态保护的前提下有效提升乡村“自主脱贫”的能力,实现从“输血”扶贫向“造血”扶贫转变;在京津冀地区,需以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推动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在资源型地区,乡村振兴核心将以一二三产业融合的高效农业体系替代以资源开采为核心的产业体系;在传统农区,优化耕地利用转型同农村劳动力结构变化的耦合格局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在经济发达地区,具有“混杂性”特征的乡村,需激活农村土地资源的资产和资本属性,推进空间有序整合与活化,寻求多主体共同参与和缔造的现代乡村治理模式。     

中国土地市场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

城乡融合发展是实现乡村振兴与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关键举措,土地市场则是实现城乡要素流通的重要渠道,也是连接城乡发展的关键纽带。本文阐释了城乡融合发展的科学内涵与本质特征,探究了土地市场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作用机理,在此基础上,量化分析了中国273个地级及以上行政单元土地市场与城乡融合发展的演进规律,并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对土地市场与城乡融合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以期从土地市场视角为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一条可实现路径。结论如下：（1）城乡融合发展是城乡价值重塑的过程,旨在消除阻碍城乡发展的因素,推动城乡要素自由流动与平等交换,实现城乡发展要素回报趋同,本质是通过城乡互动互补实现城乡地域功能的整体优化。（2）土地市场对城乡融合的作用是利弊双轨的权衡,作用方向取决于土地市场是否是良性市场。城乡二元分配体制与社会融入受阻背景下,扭曲土地市场掣肘城乡融合发展。（3）2005-2013年中国土地市场稳步发展,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略低,土地市场规模、土地市场价格与土地市场化程度分别提升113.66%、274.09%与37.07%,59.34%城市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下滑,二者反差明显,且均具时空分异特征。（4）现阶段,土地市场对城乡融合发展更多体现为滞碍作用,但土地市场对城乡融合存在“低水平陷阱”,突破88.64%的抑制拐点,即可发挥土地市场对城乡融合的促进作用。重塑土地市场发展价值取向,加快推进土地市场化改革,探索人口—土地挂钩机制是后续工作的重要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