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策失误,环境受损

决策失误是导致我国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最主要的原因。环保界一位资深人士如是说。国外经验表明,对政策、规划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即战略环境影响评价,可以避免决策失误。 10月28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因环境影响评价法》,并将于2003年9月1日起实施。该法规定,发展规划在编制过程中应当进行环境影响评价,这标志着我国环保界呼唤已久的战略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将被正式实施。战略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法定地位的确立,不仅是对我国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完善与发展,而且将有力地推动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机制的建立,使可持续发展思想和战略成为经济发展规划的有机组成部分,并通过规划的落实贯彻到所有开发建设活动中。     

以市场机制来配置城市"办节"资源

“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办好城市重要节庆活动,已经成为城市招商引资和促进城市经济发展的一大重要举措。但是,如何改变过去城市政府以行政指令来配置节庆资源和安排节日活动,真正采用市场机制来配置办节资源,以较低的办节成本获得较高的办节效应,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是值得政府深入研究和认真解决的重要课题。     

因地制宜，创建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示范区——仪征市生态建设的思路与实践

仪征市位于江苏省会城市南京和省辖市扬州之间,濒临长江黄金水道,区域总面积903平方公里,其中陆地面积827.1平方公里,总人口59.55万,2000年完成国内生产总值 60.49亿元,经济发展水平居江苏省中游。仪征隶属于扬州市,扬州市1999年被批准作为全国首批生态示范市建设试点。     

抚平遗留的伤痕

“山河破碎,满目疮痍”,散布广州市郊的采石场曾让人发出这样的感叹。近几年,广州市的采石场复绿工作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仍有为数不少的采石场尚未复绿,这与广州市刚获得的“国际花园城市”称号多少有点不相协调。20世纪遗留的伤痕,21世纪应该得到抚平,今年3月12日“植树节”当天,共青团广州市委员会等单位向广州全市青少年发出倡议,号召青少年积极参与采石场复绿和山林改造等城市绿化工作,为治理这“千疮百孔”出一份微薄之力。     

他“点”着了火头：关于“垃圾围城”的思考和对策

一介书生口出“狂言”:“一百万元就能消灭广州垃圾”,言如烙铁,闹得羊城一时间沸沸腾腾。有人说钟博士兴脑发热,“呆”得可爱。联想本刊今年第一期扉页文章就有钟晓青的大作:“化”:必由之路。诸位,不妨翻出来看一看,可以看也钟博士敢作时代弄潮儿,终于——     

扎扎实实做好人口资源环境工作 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城市

综合消息 为贯彻落实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精神，上海市委，市政府2005年3月23日上午在上展中心召开了上海市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胡锦涛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构建和谐社会为目标，大力实施科教兴市主战略，把“统筹、协调、全面”的要求贯穿于改革、发展、稳定工作各个方面，     

环境资讯

广东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年内提高到95％，我国将大力推进物种安全监督管理，第11个“世界荒漠化和干旱日”，2010年我国ODS生产和消费量可为零，生态破坏一年吞食我国GDP的15％，……     

组态视角下协同创新驱动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提升的路径选择北大核心CSCDCSSCI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下协同技术创新是提升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的重要手段。在理论层面从环境、投入、产出和互动四个维度构建协同创新影响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的整合性框架后,以中国284个城市为案例,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探讨协同创新驱动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提升的多元实现路径。研究表明:①单个协同创新条件的一致性水平位于0.4928~0.8388范围内,表明单个条件均不构成影响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的必要条件。②条件组合的充分性分析显示,创新环境、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和协作互动条件“多重并发",形成协同创新驱动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提升的4种路径,具体归纳为投入主导型、区域互动支撑下的资本赋能型及环境和投入连接下的主体互动转化型3种差异化模式。③条件因素的普适性和替代性分析显示,经济软环境、人力资本投入和物质资本投入是影响高水平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最具有普遍性的因素,成果市场化和区域互动之间存在替代关系。④囿于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资源稟赋,中国东、中、西部地区协同创新对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的驱动路径呈现出显著异质性特征。地方政府应根据自身发展特点和资源禀赋,从组态视角着力于多重协同创新条件的适配以“因地制宜"地制定城市土地绿色高效利用政策和措施。     

省以下生态转移支付制度环境保护激励效应

现有文献认为生态转移支付具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提升地方生态环境质量双目标,而目标的多样性会影响地方财政转移支付资金效果及目标的实现。文章基于环保支出和农林水支出的中介与调节效应,对生态转移支付的生态环境目标进行了理论分析,利用2010—2018年甘肃、贵州、湖北及河南四省的199个县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研究表明:在样本期内,生态转移支付促进了地方生态环境质量的提升,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模型的结果表明,中国地方生态转移支付资金对辖区环境保护效果中,环境保护支出起到部分中介效应,农林水支出不仅调节了生态转移支付的地方环境保护支出效果,而且调节了环境保护支出对地方环境质量的影响。因此,由于地方政府具有环境治理信息优势,省以下制度目标更能体现辖区生态需求,省对县生态转移支付制度会有效促进地方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善,环保激励效应较为明显。同时,县级地方政府应该逐步摆脱"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径依赖,逐步转向经济与环境"双目标协同发展"模式。为了协同生态转移支付的双目标,"自下而上参与式决策"可以作为环境治理的有益补充,通过地方政府多元化实践改善环境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