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市PM2.5浓度时空分布特征及预测模型研究

利用统计学原理和GIS技术,对郑州市2013年8月17—12月31日期间PM2.5浓度时空分布特征进行分析,同时结合气象资料与前一日污染数据,建立人工神经网络反向传播算法模型(BP-ANN)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用于该市细颗粒物污染的短期预测。结果表明,郑州市PM2.5浓度日变化呈单峰模式,随逆温现象的发生和交通的密集于上午11:00达到峰值,午后逐步下降。在工作日、周末与国庆节的对比中,国庆节期间颗粒物污染浓度高出平日32.8%,表明人为活动的加剧影响PM2.5的排放;周末与工作日期间无显著差异。在空间分布上,金水区、管城回族区污染最为严重,工业燃煤、地铁施工等源排放是造成污染的主要原因;位于远郊的岗里水库,受秸秆焚烧和市区污染输送等影响,PM2.5浓度亦维持较高水平。最后,研究将所构建的BP-ANN预测模型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比,结果发现两模型在建模阶段预测值与真实值的拟合一致性指标分别为0.944、0.918,均方根误差分别为59.788、70.611;验证阶段拟合一致性指标分别为0.854、0.794,平均绝对误差分别为25.298、32.775,表明BP-ANN模型在预测郑州市PM2.5污染过程中更具优势。     

环境共治模式下绿色消费法律制度的规范建构

消费问题是环境问题的核心,受消费欲望驱使的非理性消费行为是造成生态环境危机的深层次原因。强调在资源投入、生产制造、产品选择及回收利用过程中贯彻绿色消费理念并构建绿色消费法律制度予以保障,无疑是改变非理性消费行为并进而摆脱环境问题困扰的必然选择。但消费与环境的辩证关系决定了绿色消费法律制度的建构绝不可脱离环境治理模式而孤立存在。作为现代环境治理模式转型的重要方向,环境共治在依靠行政主导型或市场自决型的治理模式难以有效解决环境问题的背景下应运而生,其强调和谐善治、统一法治及多元共治等价值理念,并涵盖治理主体多元性、治理方式协作性、治理规则开放性、治理成果共享性等内涵特征,为绿色消费法律制度建构提供了理论机制。当前绿色消费法律制度运行与发展面临诸多问题,如法律价值标准的一致性不足、法律规范的协同性不高、政策与法律的融洽性不强、法律治理结构的均衡性不够等,不仅整体影响了规范绿色消费的效果,也削弱了法律制度的支撑功能。为破解绿色消费法律制度建构困境,应遵循环境共治模式,明确绿色消费法律制度建构的规范取向,即以系统化法律安排为主线,逐步实现法律价值标准的协调一致、法律规范的协同发展、政策与法律的和...     

改进的MVO-GRNN神经网络岩爆预测模型研究

准确预测岩爆烈度等级能有效指导岩爆灾害的防控。根据影响岩爆发生及烈度等级的3个因素构建岩爆评价指标体系,提出一种基于改进多元宇宙算法(Improved Multi-Verse Optimizer, IMVO)优化广义回归神经网络(General Regression Neural Network, GRNN)的岩爆预测模型。在普通多元宇宙算法(MVO)的基础上,运用自适应平衡机制调节MVO算法中的虫洞存在概率(V_WEP)和旅行距离率(V_TDR)两个重要参数来改进该算法;再运用改进的多元宇宙算法优化广义回归神经网络的光滑度,通过训练数据优选出最佳光滑因子σ,得到IMVO-GRNN神经网络岩爆烈度预测模型;最后结合工程实例验证模型的性能。研究表明,该模型相比传统模型寻优能力更强,精度更高,为岩爆预测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中国30个地区环境技术创新能力分类特征

区域环境技术创新能力是决定区域产业发展水平、经济实力增长的关键,是区域可持续竞争优势的源泉.本文通过搜集环境技术创新投入、产出与关联的相关变量和数据;利用Q型聚类方法,提取最具代表性的变量指标;然后对缩减后的变量作因子分析,提取主成分,随之,按照各区域的主成分值进行聚类,确定各区域所属类别,并采用判别分析方法,对各区域所属类别进行检验、调整.结果显示:第一类地区主要包括海南在内的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生态环境遭受破坏相对较少的我国西部地区;第二类地区主要集中在技术引进与吸收能力强、区域内企业实力强、人力资本积聚能力强的东部和中部地区;第三类地区主要集中在我国农业产业发展历史悠久,但随着农业向工业快速发展,所遭受的环境破坏也愈发严重的中部地区;第四类地区主要包括辽宁、四川等我国工业制造业最集中和发达的地区;第五类地区则是我国市场经济发展最完善、环保方面的经济活动表现相对较优的东南沿海地区.最后,结合各类别地区环境技术创新的实际状况与原因,针对性地提出对策,为提升各区域环境技术创新能力提供参考.     

次级河流回水区叶绿素a与影响因子的多元分析——以临江河为例

为了对次级河流回水区富营养化进行深入研究,把长江次级河流之一的临江河回水区为研究对象,根据2007年10月至2008年9月临江河回水区中游叶绿素a含量及其水质理化指标的监测数据,分析了临其叶绿素a浓度的时间分布,对叶绿素a浓度及影响因子进行相关分析,找出与叶绿素a显著相关的环境因子并建立多元逐步回归模型。结果表明：临江河回水区叶绿素a浓度峰值主要集中在5月上旬至9月下旬,变化范围为227～661 mg/m3。临江河回水区叶绿素a浓度变化受多个环境因子共同影响,与水温、流速、透明度、COD、总磷之间显著相关,而与总氮相关性不显著。经过叶绿素a及其影响因子的相关分析,建立了以水温、流速和总磷为自变量,叶绿素a浓度为应变量的逐步线性回归模型,模型初步验证结果表明：多元逐步回归模型可以用来描述临江河回水区叶绿素a浓度的变化。通过对临江河回水区叶绿素a及其影响因子的分析,控制临江河回水区水体中磷含量应是其富营养化防治工作的重点,防治工作应主要在春末和整个夏季,尤其是在5、6月份。     

安钢生态环境建设浅析

丰富多彩的安钢各厂园林景观为安钢建成绿色企业打下了基础.简要论述了安钢园林景观在钢铁企业独特的自然环境、多元的建设形式下所衍生出多样性风格的原因、,涉及地理、气候、经挤、生产、文化等多个方面,同时描绘了各具特色园林景观中所呈现出的中式、欧式、现代、古典等不同的风格情调,并从生态性、艺术性、结合性、实践性4方面概括了安钢园林景观的风格魅力,为安钢的生产建设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TiO_2光催化同时脱硫脱硝效率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多元线性回归,对TiO2光催化同时脱硫、脱硝效率进行了预测研究.在最佳实验条件下,预测了不同SO2和NOx浓度的光催化脱除效率.依据正交试验结果,确定了最佳运行工况,将温度、湿度、SO2和NOx浓度对同时脱硫、脱硝效果的影响程度划分为3个等级,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可行措施.     

区域分异视角下乡村企业入城意愿分析——基于浙、豫、川三省193家企业的实证研究

乡村企业入城是实现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基本路径。利用浙江、河南、四川三省193家乡村企业的实地调查数据,运用多元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相关验证,实证分析我国东中西部三个省份的乡村企业入城意愿及其影响因素。通过对调研数据的描述统计发现:有58.55%的乡村企业主有入城意愿,仅有21.24%的乡村企业主不愿意或非常不愿意搬迁,集群环境、土地价格、运输成本等是企业愿意搬迁的主要原因,土地价格政策、当地经济发展水平、产品产销信息、集群环境是影响企业搬迁方向的重要因素,当地的土地、税收和融资等政府政策对于企业是否入城产生重要影响。通过多元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估计结果表明:企业总资产、土地价格、运输成本、集群环境、与政府关系对入城意愿有显著负向影响,税收政策有显著正向影响,这些影响因素主要是通过影响企业的显性成本(土地价格、运输成本),以及企业的交易成本、寻租成本等隐性成本(集群环境、与政府关系和税收政策),进而影响企业的迁移意愿,且浙江、河南与四川三地计量结果差异显著。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影响食品行业社会组织参与食品安全风险治理能力的主要因素研究

事实再次证明,单纯由政府主导的食品安全监管模式已无法满足人们对于食品安全的消费需求。政府和市场在食品安全风险治理中出现的政府公权和市场私权的"双重失灵",迫切需要社会组织的参与。本文通过深度访问和问卷调查的形式,基于主成分分析方法将影响食品行业社会组织参与食品安全风险治理能力的影响因素指标融合为互不相关的综合指标,并由此构建了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研究了影响食品行业的社会组织参与食品安全风险治理能力的主要因素。研究结果表明,社会组织的公信力、与政府的关系、政府支持力度、社会组织的信息公开程度、专职人员的数量与质量等因素与其参与治理能力存在较强的正相关;社会组织法定代表人年龄、现职国家机关公务人员在组织内担任职务的比例与其参与治理的能力存在较高的负相关。因此,社会组织在食品安全的风险治理中是否能发挥自身独有的优势,弥补政府和市场在食品安全风险中的双重失灵,内在地取决于社会组织的外部环境、内部治理结构与内部管理水平。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食品安全社会共治体系亟需逐步完善社会组织的立法,明确社会组织的法律地位,确保社会组织在法律框架下按照各自的章程自主性地开展的各种活动,政府在法律框架下履行支持社会组织发展的职能力度;同时优化内部人员结构,建设具有数量充足、能力结构基本完备的工作人员队伍,并依据改革要求,优化法定代表人的结构,建立诚信信息服务平台,提升自身的社会公信度,由此保障社会组织在参与食品安全风险治理过程中的独立性,发挥自身专业性、自治性等优势。     

农民接受闲置宅基地治理方式的意愿及影响因素

农村闲置宅基地治理必须尊重农民意愿。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采用全国9省551份调研问卷数据,运用多元Logistic模型分析农民接受闲置宅基地治理方式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农民接受意愿取决于农民依其自身条件和外部环境对某种治理方式的未来收益和成本状况的预期。农民接受有偿收回和流转方式的可能性要高于其接受无偿收回和撤并零散居民点方式的可能性。具体而言,年老的农民和主要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民接受无偿收回方式的意愿较高;农民拥有宅基地处数越多,接受撤并零散居民点和有偿收回方式的意愿越高;初中及初中以上教育程度和了解"一户一宅及面积控制"政策的农民更倾向于接受无偿收回和撤并方式;东部地区农民较之西部地区农民更愿意接受流转方式,中部地区农民则更愿意接受撤并和有偿收回方式;郊区农村的农民接受流转和撤并方式的可能性较大。因此,今后要根据农民经济、教育、就业状况和所处地区的具体情况,因地制宜地制定农村闲置宅基地治理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