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海域底栖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确定

以厦门海域为研究对象,基于填海造地、旅游娱乐、港口航运、渔业和工业5类用海类型共14种用海活动构建定量化的近岸海域利用强度指数。根据1980—2016年海域利用强度和底栖生物多样性数据,建立海域利用强度与底栖生物多样性之间的关系模型,预测不同情景下厦门海域底栖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值。结果表明,构建的海域利用强度指数与绝大部分底栖生物多样性指数呈显著负相关,建立的指数基本可靠。底栖生物多样性指数中,香农多样性指数H′与海域利用强度指数建立了显著相关的关系模型,香农多样性指数主要受填海造地、捕捞和工业、生活污水的排放影响。"趋势情景""规划情景"和"优化情景"下,2035年厦门海域底栖生物平均香农多样性指数分别为2.88、3.14和3.06。2035年厦门海域生物多样性保护指标宜设为底栖生物香农多样性指数不低于3.06,应加强西海域和九龙江河口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修复。     

福建省兴化湾湾口海域营养盐的分布状况及其影响因素

海水中的无机氮和无机磷等营养盐类是海洋浮游植物生长、繁殖所必需的成分,它们在控制浮游植物的生长和海洋初级生产力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弄清和掌握营养元素的含量、分布状态及其影响因素,对科学的估算和预报该海区的生产能力和营养现状,以及海洋环境保护,综合利用和管理意义重大.     

季节变化对海洋鱼体内EROD活性的影响

利用2001～2003年对大连大长山岛海域不同季节EROD活性的监测结果,分析了季节变化对海洋鱼体内EROD活性的影响.结果表明,春季海洋鱼体内EROD活性明显高于夏季和秋季.利用EROD活性进行海洋环境污染的监测,不宜选在背景值较高的春季进行.     

应用变性梯度凝胶电泳研究厦门西海域超微型真核浮游生物多样性

应用变性梯度凝胶电泳(DGGE)方法对厦门西海域超微型真核浮游生物的遗传多样性进行周年变化特征研究分析.结果表明,厦门西海域典型测站的超微型真核浮游生物群落具有丰富的多样性组成;厦门西海域超微型真核浮游生物群落遗传结构和主要类群组成季节性变化显著:不同典型测站之间的超微型真核浮游生物群落遗传结构的周年变化特征相似;不同典型测站之间的超微型真核浮游生物群落的类群组成也很相似,由绿藻、Stramenopiles、定鞭金藻、甲藻、未确定类群(unidentified groups)和其他类群组成.     

基于遥感的海域环境变化监测分析

以杭州湾海域和连云港周边海域为研究对象,基于Landsat-5、Landsat-9的多光谱和热红外数据,对研究区的海域岸线和温度场信息进行提取,分析海域岸线变迁和温度分布变化特征。结果显示,研究区的海域岸线变化均较显著;海域温度在核电站运行前较为均匀,无明显温度分异,核电站运行后,因温排水排放,核电站周边海域温度出现明显分异;Landsat-9热红外数据温度反演结果可靠,可用于监测温排水对海域环境的影响。     

环渤海临海区域经济发展态势与忧患

环渤海地区作为“十一五”期间国家优化开发的区域。经济发展日益呈现加速化、重工业化的总体趋势。探讨环渤海临海区域经济发展态势与忧患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对环渤海地区经济发展现状和特征分析的基础上．结合生产力布局向沿海地区推进的态势分析。深入剖析了地区经济发展面临的日益严重的渤海资源和生态环境问题——岸线利用缺乏合理性、区域产业结构布局不平衡、海域污染范围持续扩大等,并进一步提出缓解矛盾的对策建议,希望有助于环渤海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同时引起国家和地方政府对渤海生态安全的高度重视。     

2009年4月主要灾害统计

天灾印尼苏门答腊发生6.1级地震4月1日,印尼苏门答腊岛明古鲁省附近海域发生里氏6.1级地震,震中位于苏门答腊岛宾图汉西南227公里,震源位于海底30公里。     

筑海洋石油安全屏障

冬季是海洋石油安全事故多发的季节。2009年9月21日下午,法国一石油公司在刚果（金）西部察沙5号钻井平台作业时,由于工人在储气罐焊接中发生操作错误,引发火灾,7人被烧伤,其中1人重伤;2009年8月21日,位于澳大利亚西部海域的“西阿特拉斯”海上钻井平台发生爆裂泄漏事故,造成数百万升原油流入帝汶海,造成海洋生态灾难。     

昌黎黄金海岸自然保护区海域所面临的环境压力与对策

海洋环境压力是海洋生态监测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指对海洋生态环境造成影响的各方面因素.正确掌握海洋环境压力是保护好海洋的基础.本文根据昌黎黄金海岸国家级自然护区近些年来的海洋生态监测结果,在对保护区海域现在所面临的环境压力及给海洋生态系统造成的影响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缓解对策.     

海域资源征收中公共利益界定的立法路径选择

海域征收从法律属性上应属于公益征收行为,公共利益之考量必然成为海域征收中无法回避的前置性问题。"公共利益"是法学研究中的重要概念,无论在学说还是判例上,它一直被作为一般法律所追求的基本目标。尽管我国《宪法》、《物权法》、《海域使用管理法》明确规定海域征收必须始于公共利益之目的,但由于法律对公共利益内涵或范围缺乏明确界定,海域征收实践中又缺失有效的程序规制和司法监督,极易导致相关行政部门在"征海"决策中借公共利益之名谋取海域增值利益、侵害海域使用人合法权益。我国海域征收既缺失对公共利益内涵及其外延范围的具体立法界定,又缺少关于公共利益认定的必要的正当程序规制。因此,在法律层面解决对公共利益语焉不详并辅之以必要程序规制,是从源头上阻断政府部门非法征海、保护海域使用权人合法权益的必要选择。基于我国当前海域征收中公共利益立法界定所存在问题的分析和域外关于公共利益界定立法例的考察,提出完善海域征收中公共利益界定的立法路径:对公共利益内涵化基础上,采取渐进立法方式对公共利益加以类型化以明晰其外延范围;在县级以上人大常委会设立专门征收审查委员会,改变海域征收中公共利益认定主体不清或由行政权主导海域征收中公共利益认定的现状;遵循正当程序要求,确立并完善海域征收公众参与与信息公开制度,建立海域征收决策公正透明的程序化保障机制。二者有机结合、相辅相成,是有效解决当前我国海域征收实践中公共利益界定问题的可行立法路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