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近10年甲醛柱浓度时空分布及其影响因素

为明确宁夏回族自治区（简称“宁夏”）大气中甲醛的含量及分布,基于OMI遥感反演数据,分析了2006—2015年宁夏甲醛柱浓度的时空分布,同时选取工业产值、机动车保有量、煤炭消耗量以及气温、地形地貌和风向等人为和自然因素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研究区内2006—2015年甲醛柱浓度整体呈上升趋势,年均增速为1.078×1015 molec/（cm2·a）,其中2006—2011年逐年增大,2012—2015年呈波动上升趋势,并于2015年达到近10年的最高值;甲醛柱浓度季节性特征为夏季>冬季>秋季>春季;宁夏甲醛柱浓度月均值变化趋势整体上呈“W”型.空间上甲醛柱浓度高值区主要分布在宁夏中东部及南部地区,而北部及西部地区甲醛柱浓度相对较低.在人为因素中煤炭消耗量与甲醛柱浓度的相关性最高,相关系数达到0.88;在自然因素中甲醛柱浓度与气温相关系数达到0.63,地形地貌和风向对甲醛污染区域的分布有一定影响.研究显示,人为因素是影响宁夏甲醛柱浓度的主要因素.      

珠江三角洲对流层HCHO柱浓度遥感监测及影响因子

基于OMI卫星遥感反演数据,对珠江三角洲地区2009年~2016年对流层甲醛柱浓度时空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珠江三角洲甲醛柱浓度时间变化特征为：8年来呈波动变化趋势,年均值为13.11×10¹⁵ molec/cm²,最低值出现于2012年,最高值出现于2016年;最大降低率为5.8%,最大增长率为6.3%.每年夏季最高,冬季最低,大小依次为夏季 > 秋季 > 春季 > 冬季,8a来96个月甲醛月际变化幅度较大,呈单峰结构,其中每年6月最高;空间变化特征为：甲醛柱浓度值由西北往东南递减,其中以肇庆东北大部、佛山北部和广州西部组成高值区分布中心,以佛山中南部、广州东南半部和江门西北半部组成三级次高级分布区,以惠州、东莞、深圳、中山、珠海和江门等珠江三角洲近海岸地区为一二级低值浓度区;影响因素中气温与气压等气象因素对HCHO的生成和分布有着促进作用,植被对HCHO的产生有一定的贡献,甲醛柱浓度的变化与汽车保有量、地区生产总值等经济发展要素呈现正相关关系,能源消耗总量与工业废气排放总量的增加与甲醛柱浓度增长密切相关,人为因素是甲醛柱浓度变化的主要原因.     

喀斯特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旱季CO2通量特征及其影响因子

对广西木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喀斯特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旱季生态系统CO₂净交换（NEE）的变化特征及其与环境因子的关系进行初步分析,计算研究期间碳汇大小,与其他相似气候条件下的不同生态系统进行对比,以期为准确估算该生态系统的年碳汇量提供基础。利用涡度相关法对该地区旱季（2018年10月1日~2019年3月31日）CO₂通量进行连续观测,同时开展降水量（P）、光合有效辐射（PAR）、空气温度（T_air）、土壤温度（T_soil）以及土壤含水量（SWC）等环境因子监测。观测期内该生态系统CO₂通量及浓度具有明显的\"单谷\"状日变化特征,白天表现为明显的碳汇,夜间则表现为明显的碳源,NEE在12：00最强,为-0.309±0.330 mg CO₂/（m²·s）,18：30最弱,为0.074±0.061 mg CO₂/（m²·s）;观测期内NEE、生态系统呼吸（Re）、生态系统总生产力（GEP）分别为-121.4、209.2、330.6 g C/m²,该生态系统在2019年2月的碳吸收能力最强,Re、GEP在2018年10月达到最强;光合有效辐射是白天生态系统CO₂净交换（NEE_d）变化的主要控制因素（R²=0.40,p<0.01）,空气温度与夜间生态系统CO₂净交换（NEE_n）存在指数关系（R²=0.1267,p<0.01）;观测期内的降雨抑制了该生态系统的碳汇能力,即降水对NEE产生了抑制作用。旱季该生态系统整体表现出明显的碳汇,碳汇值为1.214 t C/ha,明显低于相似气候条件下的其他生态系统。     

2006～2017年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城市NO2浓度时空变化分析

利用OMI传感器反演获取的全球对流层NO₂垂直柱浓度数据,分析了2006～2017年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城市的对流层NO₂垂直柱浓度时空变化。结果表明,通过线性拟合得出,OMI反演NO₂垂直柱浓度与地面实测NO₂浓度呈显著正相关;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城市NO₂柱浓度月均值变化具有周期性,最高值和最低值多出现在1月和7月;NO₂柱浓度在季节变化上特征明显,表现为冬季最高,秋、春季次之,夏季最低。在年际变化上,NO₂柱浓度主要表现为2006～2010年波动增长,2011～2013年基本持平,2014年后开始迅速下降;NO₂垂直柱浓度空间分布,整体呈现出西北部低、中部和东部高的空间格局;季节空间分布与这12年均NO₂柱浓度空间分布相似。     

近百年来大辽河口潮间带中滴滴涕(DDTs)的沉积记录及其对人类活动的响应

滴滴涕（DDTs）在中国农业生产中的使用已被禁止30多年,但仍在多种环境介质中有检出.潮间带作为陆地与海洋交汇区,是污染物在环境中重要的汇.为全面了解近百年来大辽河口潮间带中DDTs的沉积特征,本研究通过在大辽河口潮间带采集柱状沉积物样品,结合定年结果,揭示了近百年来大辽河口潮间带柱状沉积物中DDTs的污染特征,并对其潜在风险、源趋和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大辽河口潮间带柱状沉积物中DDTs浓度范围为0.313—4.116 ng·g^-1（中值：2.061 ng·g^-1）,以p,p'-DDTs为主要污染物.1988—1996年为沉积物中DDTs污染高峰期（3.436—4.116 ng·g^-1）,与1971—1981年农药生产高峰期相对应,且存在约15年的延迟.2000年以后,辽宁省可能存在工业DDT的使用,且与疾病防控有关.经风险评估发现,DDT和DDE在0—110 cm范围内均极少（<25%）对底栖生物产生负效应,而DDD和总DDTs在0—44 cm范围内偶尔（25%—50%）对底栖生物产生负效应.DDTs的特征比值分析表明,大辽河口潮间带沉积柱中DDTs主要来源于工业DDT的历史污染而非三氯杀螨醇的使用.DDT降解产物在深层（62—110 cm）以DDE为主,而在浅层（0—62 cm）以DDD为主.1971年后人为活动导致TOC含量的增加是促使大辽河口潮间带沉积物由好氧环境转变为厌氧环境的重要因素.此外,大辽河口潮间带沉积物中DDTs浓度与沉积物性质（总氮（TN）、总磷（TP）和总有机碳（TOC））具有极显著相关性（P<0.01）,且与辽宁省GDP、城市化率和农业总产值等人为活动具有极显著正相关性（P<0.01）.综上,由潮间带沉积柱中DDTs的浓度和组成反映出人类活动直接或间接影响了潮间带中污染物的存在和归趋.     

界面化学与水力学作用下的生物炭在砂柱中的迁移特性

通过柱淋溶实验,分别研究不同离子强度或不同流速作用下,生物炭在石英砂柱中的迁移特征及驱动机制.结果表明,淋溶结束时,在高离子强度条件下,生物炭从生物炭层向石英砂柱中迁移的总质量最大,与1号柱（CK）相比,迁移质量提高了62%;主要驱动力为界面化学作用,高离子强度抑制了生物炭内部碱性物质的释放,颗粒表面双电层被压缩,降低了ζ电位,更多生物炭颗粒滞留在不稳定的第二极小势能处,易迁移出炭层.在高流速条件下,生物炭在石英砂柱中径向迁移深度最大,最大迁移深度为3.5—4 cm.主要驱动力为水力学作用,流速的增加,产生的水动力剪切力促使生物炭大聚体分散成小聚体,有利于生物炭随水流向径向深处迁移.     

典型抗生素在多孔介质中迁移特性的对比研究

为系统探究抗生素在饱和多孔介质中的迁移行为,选取两类典型抗生素—磺胺类(Sulfonamides, SAs)和氟喹诺酮类抗生素(Fluoroquinolones, FQs),通过室内砂柱迁移实验,重点对比研究了水化学条件及介质粒径对两类抗生素迁移的影响.结果表明,不同种类抗生素在饱和石英砂多孔介质中的迁移特性不同.在实验pH(5.6～9.5)条件下,低解离常数使得SAs多以带负电形态出现,因静电斥力导致SAs在石英砂介质中具有强迁移能力,流出液中SAs回收率>97%;pH、离子强度(NaCl、CaCl₂)及介质粒径对抗生素的迁移无显著影响.FQs多呈阳离子形态及两性形态,受静电引力控制,FQs迁移能力相对较弱,但移动性随溶液pH升高而增大,NaCl和介质粒径对FQs迁移影响不显著,竞争吸附导致高浓度CaCl₂促进FQs迁移能力.本研究结果阐明了SAs和FQs在多孔介质中不同水化学条件(pH、NaCl及CaCl₂离子强度)下及不同介质粒径中的迁移过程,可为抗生素环境风险的预测和评估及污染修复提供指导.     

中国边缘海柱样沉积物中239+240Pu的分布与时标价值

根据中国边缘海已研究的77根^239+240Pu柱样沉积物,分析了柱样沉积物中^239+240Pu的来源、分布和时标特征.结果表明理论上给出的利用²¹⁰Pb、¹³⁷Cs和^239+240Pu 3种核素进行定年可能出现的26种情况,与实际情况完全吻合.中国边缘海海陆交汇,柱样沉积物中不同来源的^239+240Pu沉积叠加使得近岸海域（尤其是河口区）柱样沉积物中^239+240Pu的峰型轮廓明显.从近岸到远海,受到沉积物来源方式、海水深度、黑潮混合、扩散效应和边界清除效应等综合因素的影响,柱样沉积物中^239+240Pu的分布可能出现双峰（多峰）、单峰和无峰的情况.其中,柱样中^239+240Pu呈现单峰分布时,与全球大气沉降的高峰年1963年相对应,时标价值可靠.不同海洋环境条件下²¹⁰Pb、¹³⁷Cs和^239+240Pu定年的可靠性,应根据具体海洋沉积环境进行分析;海水中¹³⁷Cs和^239+240Pu核素沉积性质的差异,可能导致沉积峰不一致而影响定年的判断.     

铬污染土壤电动修复过程中典型阴离子的迁移特征

为揭示典型阴离子在电动修复六价铬污染土壤过程中的迁移行为,以人工配置的Cr (Ⅵ)污染蒙脱石模拟供试土壤,蒸馏水作为阴阳极电解液,在电压梯度为2 V·cm⁻¹的条件下进行电动修复实验;并分别对比分析各组实验的电流、pH、电导率、能量损耗参数的变化。结果表明,5种阴离子在土壤电动修复过程中的迁移顺序为：${{rm{NO}}_3^ - gt {rm{Cr}}left( {{text{Ⅵ}}} right) approx {rm{C}}{{rm{l}}^ - } gt {rm{SO}}_4^{2 - } gg {rm{PO}}_4^{3-}}$。相比于酸性土壤,偏中性的土壤环境更利于Cr(Ⅵ)向阳极的迁移,而酸性土壤会导致电动修复过程能耗的增加,更容易产生聚焦现象。土壤中${{rm{CO}}_3^{2 - }}$、OH⁻和${{rm{PO}}_4^{3 - }}$的存在,能有效地缓解电动修复过程中产生的聚焦现象,而且能加速土壤中Cr(Ⅵ)的去除;${{rm{PO}}_4^{3 - }}$的存在能将Cr(Ⅵ)的去除率提高到99.9%以上。本研究结果可为电动修复六价铬污染土壤电解液的选择提供参考。     

超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测定水中10种藻毒素

采用超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快速测定水中10种藻毒素的含量.水样经过聚四氟乙烯亲水滤膜过滤后,采用BEH C18柱（1.7 μm,2.1 mm×100 mm）分离,以超高效液相色谱-电喷雾离子源正离子多反映模式进行检测,外标法定量.10种目标物在0-50 μg·L^-1浓度范围内线性相关系数在0.99以上,方法检出限为0.08-0.33 μg·L^-1,在1、10、20 μg·L^-1的3个水平添加浓度时,其平均回收率在71.32%-114.59%,相对标准偏差为0.77%-9.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