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介度熵的机场飞行区关键冲突点识别*

为了探究机场航班流量增大和作业车辆增多而导致机场飞行区内频繁出现活动目标冲突情况,提出1种基于介度熵的机场飞行区关键冲突点识别方法。首先,以飞行区内活动目标为节点,活动目标之间的潜在冲突关系为连边,建立飞行区交通态势网络模型。然后,采用介度熵法评价交通态势网络中各活动目标的冲突指数,得到冲突指数最大的活动目标即关键冲突点。最后,将介度熵法与度中心性、介数中心性和邻接信息熵3种识别方法进行对比,并以西安咸阳国际机场为例进行验证。研究结果表明:识别飞行区关键冲突点时,介度熵法较其他3种方法更有效。通过建立飞行区交通态势网络,采用介度熵法识别飞行区关键冲突点并进行调配,一定程度上可以有效预防冲突发生,保障飞行区运行安全。     

二丁与连翘药渣联合堆肥腐熟度评价

为了对不同比例的二丁与连翘药渣堆肥腐熟度进行评价,采用条垛式好氧堆肥方式,将二丁和连翘两种药渣按照5种不同的比例进行堆肥处理,通过分析堆肥过程中温度、pH、C/N和发芽指数等指标的变化规律,对堆肥腐熟度进行评价。结果表明:在试验处理条件下及堆肥周期内,单一药渣堆肥的两组处理未能完全腐熟,混合药渣堆肥的3组处理均已达到完全腐熟的标准,说明两种药渣混合后进行堆肥,可以有效促进堆肥的顺利进行,且二丁与连翘比例为2∶1(质量比)时发酵效果最好。3组混合药渣的发酵产物可以作为有机肥或土壤改良剂施用,也可以与化肥配合,制备成有机/无机配方肥。     

绿色供应链视角下的物质流过程厨余垃圾减量研究

餐厨垃圾是城市生活垃圾的重要组分,其末端为主的处理方式造成占用土地、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等环境负荷日益严重,其外部性令政府不堪重负。文章基于绿色供应链生命周期管理的思想,对城市垃圾减量过程管理的研究系统进行重新界定并研究食品垃圾减量管理模式。构建了以食品物质流过程环节及其主体感知和行为的影响因素构成的垃圾减量分析和管理框架模型,提出并定义了行为主体对垃圾减量管理的绿色感知强度指数和减量行为绿色强度指数,以北京市餐厨垃圾现状调研数据为例,实证分析垃圾减量绿色感知强度和主体绿色行为之间的互动关系及规律,以此揭示在食品物质流过程从外部管理、基础设施等手段内化为主体的资源减量认知、态度和行为的内在规律,为垃圾减物质化管理及其模式的形成提供科学依据。研究发现:(1)食品物质流垃圾减量管理系统呈现两端环节的净菜和分类行为减量管理薄弱的特点,其中社区居民垃圾分类问题尤为严重,需探讨完善系统化的过程资源减量化管理模式;(2)深层次的环境认知和环保自觉意识以及垃圾减量化行为约束的外部机制薄弱,因此呈现出较高的垃圾分类认识与较低下绿色自觉行为之间存在显著缺口的现象,深化普及绿色价值观和规范行为是推动垃圾减量管理的重点举措;(3)厨余垃圾减量系统是消费、排放、回收以及管理模式协同联动的有机整体,需促进消费、经营、管理模式协同的绿色转变,并建立资源和垃圾减量化管理的短期、长期激励关联机制,逐步建立城市垃圾减量化管理模式。     

原子荧光法测定土壤中砷的不确定度的评定

使用原子荧光光度计测定土壤中砷的分析方法,影响土壤中砷浓度的因素有很多,如仪器设备、样品称量过程、土壤水分的测定、土壤前处理消解过程中产生、校准曲线、重复测定。评定不确定度就是对众多因素一一分析,评定。     

宁镇扬地区优良级旅游资源空间结构对比研究

利用Stephen Smith总结和提出的旅游区域研究方法,以2007年江苏省旅游资源普查的数据资料为基础,运用AreGIS空间分析的相关工具,对宁镇扬地区的优良级旅游资源的空间结构作了对比研究。结果显示,扬州、镇江具有较典型的金字塔形旅游资源等级结构;宁镇扬3个城市的优良级旅游资源分布都属于集聚型分布,尤以南京的集聚程度最高。在阐述传统通达度计算方法缺陷的基础上,通过权距离修正和扩大网络范围修正之后的通达度分析结果显示,宁镇扬地区是江苏省旅游交通最为发达的区域,尤以南京的通达程度最高。     

压缩式压电传感器轴向灵敏度的幅值线性度问题

本文阐述了压电传感器的结构原理及其幅值灵敏度的线性度问题,为了减小测量误差,在使用时应当注意其幅值线性度。     

基于集对原理的天然草地分类方法

本文首次将集对原理用于天然草地分类中,以中国新疆某地区的31个天然草地为例进行计算,并将分析结果,与灰色关联度分析法、投影寻踪法以及投影寻踪动态聚类法作了对比分析。结果表明,集对法与三种方法分析结果一致,但集对法计算简单,使用方便,不受样本容量限制,且能清晰和形象地显示所属类别的程度,在多因素聚类分析中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中国对外贸易的经济增加值——隐含碳排放失衡问题研究

在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等贸易碳壁垒层出不穷的国际贸易新形势下,我国对外贸易亟待破解低经济附加值和高碳排放双重压力。本研究运用双边贸易隐含排放分析模型,通过构建贸易碳生产率和贸易失衡度指标,从国家整体、双边贸易和三次产业三个层面,定量揭示了1995—2019年我国对外贸易中的碳排放和经济损益失衡现象。结果表明,2019年贸易净增加我国国内碳排放9.3亿吨。其中,中美和中欧贸易碳逆差分别为2.5亿吨和1.6亿吨。第二产业贸易导致9.8亿吨碳排放净流入我国,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贸易分别引发0.4亿吨和0.2亿吨碳排放净流出我国。2019年我国出口贸易整体碳生产率为1.0欧元/千克碳,约为全球平均值的一半;我国出口贸易失衡度为1.9,承担了相较于自身出口经济收益占比近两倍的碳排放责任。在我国三次产业中,仅第一产业出口贸易的碳生产率高于全球平均值、失衡度小于1.0。我国已成为国际转移排放的“污染避难所”,亟须通过采取持续强化绿色低碳技术自主创新、增加三产贸易占比、增强国内大循环主体作用等措施,应对更趋复杂的贸易和气候变化争端。     

常德市生态城市建设定量评价

基于构建的常德生态城市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城市生态指数、城市协调度指数、生态城市综合指数对常德市生态城市建设水平进行量化分析。结果表明,常德生态城市建设发展趋势较好,2006—2018年,城市生态指数、城市协调度指数、生态城市综合指数数值总体上不断增加,至2018年时分别达到0.826,0.832,0.687,表征常德市的生态化程度、城市协调程度、生态城市建设程度,分别达很高、较好、较好的水平。常德市经济生态、环境生态、社会生态系统的生态指数值也在2006—2018年呈显著增加趋势,尤以经济生态系统的生态指数值增加更为明显,其对2006—2018年城市生态指数值增加的贡献率亦呈增大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