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矿物晶体结构的场地重金属污染土壤结构化固定处置

重金属污染企业搬迁遗留场地的重金属污染问题是当前城市土地安全开发需解决的迫切环境问题。以广州市某钢铁企业搬迁遗留场地重金属污染土壤处置为例，系统研究污染重金属晶体结构化固定过程机制。对遗留场地土壤通过采样调查发现，在场地某些区域的土壤中，重金属Ni和Cd的浓度超过GB 15618-1995《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二级标准，二次开发存在一定的环境风险。通过研发以氧化铝为基质的黏土固定剂，以一定比例与污染土壤混合后压实成型，在1100℃的温度下煅烧，通过X-射线衍射研究发现，烧结体中重金属以尖晶石晶体结构成分的形式固定。进一步采用TCLP毒性浸出程序研究烧结体中重金属的浸出风险，结果发现，烧结体中滤出液中重金属浓度均远低于GB 3838-2002《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三类水标准值，获得烧结体中重金属浸出风险低。实现了重金属污染土壤的无害化处置，对于目前重金属污染企业遗留场地土壤处置具有重要意义。     

每期一案：越位的启示

案情2004年7月28日，刘某某的丈夫曾某某和儿子以及儿媳在家整理东西，准备外出打工。下午3时左右，三个人弯腰穿过三楼矮小的门洞，来到了不足2米宽的天台，准备拆除已经不用的电视天线旧钢管。因抬起钢管时不慎接触到高压线（事后根据电力部门测算，水平距离为2．16米），三个人先后被电倒。     

首钢搬迂后石景山区土地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首钢搬迁对北京市的可持续发展会产生深远的影响。首钢涉钢产业整体搬迁后，若不能及时扶植、发展起新兴绿色环保可持续发展的替代产业，石景山区总体经济实力会面，临全面衰退的处境；也会直接威胁到区内与首钢在业务上有关联的相关企业的生存与发展，进而影响到区域经济的发展。而且首钢涉钢产业整体搬迁全部完成后原有厂区才能开发建设，难以在短期内培育新的项目，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石景山区经济发展后劲也受到一定的影响。此外，环境改善也难以长期保持。从土地利用角度来说，需要划定生态保护区，根据不同的生态保护要求设定土地利用限制要求，促进首钢搬迁腾退土地的生态环境修复和环境保护。     

转基因棉花基因花粉散布频率及距离的研究

选用从国外引进的和我国自己培育的Ｂｔ基因抗虫棉和转ｔｆｄ Ａ基因抗除草剂棉花,研究了外源Ｂｔ基因和ｔｆｄ Ａ基因向周围环境遗传漂流的频率和距离。结果表明：无论是我国自行培育的转基因棉花,还是从国外引进的转基因棉花;无论是转Ｂｔ基因棉花,还是转ｔｆｄ Ａ基因棉花,导入到棉株体内的外源基因均可向周围环境漂流,其最高漂流频率为１０．４８％,最远漂流距离可达５０ｍ。防止外源基因向周围环境扩散的最有效方法是     

基于下垫面年地表温差的武汉市PM_(10)空间分布的估计

城市可吸入颗粒物(PM_(10))某一时刻或短期的空间分布,主要受气象条件控制,而一年或多年平均分布则主要取决于排放源。这些排放源与城市交通道路、工业区、城市建成区和开发区等的下垫面分布密切相关,而年地表温差可以综合反映下垫面的这些特性,所以可以利用这种相关关系,建立模型来估计年平均PM_(10)的空间分布。以武汉市为例,首先利用Landsat 8热红外遥感数据反演出2013年和2014年夏天和冬天的地表温度,计算出地表温差值;然后,根据影响随距离衰减的地学原理,利用反距离加权法(IDW),得到任意像元处年地表温差加权值,并与地面实测的2013年和2014年PM_(10)年均值做一元线性回归,通过精度对比寻找到最佳年地表温差加权值,并得到空间分布估计模型,其拟合优度R2达到0.655和0.752;最后利用该模型得到武汉市2013年和2014年PM_(10)年均值空间分布图。结果表明,武汉PM_(10)年均值浓度高值区主要集中于主城区,郊区部分人口相对集中的区域PM_(10)也较高,低值区分布在郊区乡镇、偏远山区以及有大型水体的地方。由于新方法充分考虑了下垫面的影响,与克里金内插相比,更能精细地刻画和反映PM_(10)的分布特征和规律,而且简单有效,有一定的应用价值。     

山区生态补偿保护成本的空间差异研究

制定有空间差异的生态补偿标准是构建生态补偿机制的关键和难点。补偿标准的空间差异体现在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和付出的成本两个方面。其中,生态补偿保护成本因能准确反映某地关于生态系统保护的工作量和贡献程度而得到广泛关注。本研究针对山区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高度空间异质性的特点,以四川省雅安市宝兴县为例,利用GIS技术结合统计资料和实地调研,核算了研究区的保护成本。同时使用面积内插法并从距离、道路、坡度和方向4个方面评价斑块可达性难易程度,进行保护成本空间化研究。旨在为生态补偿标准的制定、生态补偿空间选择以及生态补偿效果评价提供参考和依据。结果显示:1通过考虑距离、道路、坡度和方向,计算得到宝兴县被管护林地的可达性系数,其范围在0—1之间,平均值为0.18,标准差为0.16。22010年,研究区流域生态补偿相关的保护成本为4 590.46万元,其中不同保护对象的投入大小顺序为林地自然保护区水土保持地草地水源保护地。3研究区不同海拔带保护成本及其构成不同,林地保护成本在1 000—4 000 m范围内均较高,这与研究区林地的广泛分布有关;草地保护成本集中在高海拔地区(3 000—4 500 m);而水源保护地保护成本集中在低海拔地区(1 000—2 500 m)。保护成本的核算准确性及空间化精度取决于对当地生态建设与保护措施的掌握程度和资料的收集、获取情况。本研究使用的可达性难易程度来调整保护成本的空间差异,是一种基于地理环境要素空间化思路和尝试。主要考虑距离、道路、坡度和方向4个方面,暂未考虑管护人员的交通工具、视域范围、办事效率等个体因素以及土地利用的限制。     

中国省际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到了快速发展,但与此同时,我国很多环境污染指标在世界排名也显著提高。那么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否是造成环境污染的原因?经济增长对环境一定是有害的吗?也就是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在中国是否存在?围绕着这些问题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大量有益的探讨。但是很多文献都是利用人均收入和人均排放关系来识别是否存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这种方法的缺点是没有认清这两者都是生产过程的产出,是生产过程中的投入导致产出的结果。忽略生产过程中的投入和产出组合的效率变化,只研究两个产出之间的关系会影响传统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检验基础,也妨碍环境效率影响因素的识别。正是循着这个方向,很多学者构建了一个综合的环境绩效指标。通过研究环境绩效指标与人均收入之间的关系来识别是否存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基于此,本文利用中国30个省份1997-2011年经济增长和污染排放数据,利用考虑环境的数据包络模型研究了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及其分解。研究发现:考虑环境因素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年均增长2.94%,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指数的增长主要来自技术进步指数。影响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指数的空间面板Tobit回归模型表明,人均收入对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产生正向的作用,这表明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经济与环境的协调性越好。人均收入的平方项系数为负,表明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库兹涅茨曲线存在。对外开放水平高导致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技术进步始终是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积极原因。     

基于Logit模型的非自愿性移民迁徙分析

我国每年由于建设拆迁、水库工程等引发的移民迁徒数量比较大,移民搬迁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民族、宗教、文化等诸多方面,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为了更好地为中央对三峡库区移民可持续发展规划提供政策建议,笔者在三峡库区内选择有代表性的W县进行实地调研,调查涉及3个镇、19个村、46个组、9061户,在对调查数据进行Logit分析后得到如下结论:在不考虑搬迁补偿金额和帮扶政策等外部选择条件的前提下,如果只考虑移民自身的特征与其拥有的环境资源禀赋数据会发现:农户自身家庭收入、土地面积以及居住环境、居住位置、居住方式等因素会对农户的搬迁意愿产生显著的影响.因此我们建议在库区搬迁规划时在一定条件下应根据农户的实际条件进行有选择性的搬迁,而不是一刀切式的政策,这样可以避免在实施搬迁过程中的造成的社会冲突与矛盾.     

改进DES法和SA模型的发动机喷流影响距离研究

为评估起飞飞机发动机喷流的影响范围及程度,分析后侧穿越方案可行性,在SA湍流模型基础上,结合脱体涡模拟(DES)方法,数值模拟后侧穿越方式下的起飞飞机发动机喷流影响距离;选取热喷状态下的高亚音速喷管模型进行数值模拟,对比模拟结果与文献参考值,验证该方法的正确性和有效性;在此基础上,结合B737-800机型发动机实际边界...     

资源型城市转型升级:压力测算与方向选择

在绿色增长理念和“分类引导、特色发展”的指导原则下,如何科学地识别资源型城市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压力,从而确定未来转型升级方向,是引导资源型城市摆脱传统发展模式的关键。本文在绿色增长的理论框架下构建了资源型城市转型升级的能源节约、附加值提升和环境友好三维空间,从方向向量内生化、引入相对距离和外生权重三个方面对方向距离函数加以改进,提出资源型城市转型升级压力的测算方法,讨论了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方向选择问题,进而以2008—2016年中国283个城市(包括115个资源型城市和168个非资源型城市)为样本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①资源型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在0.4~0.5区间内,明显低于非资源型城市;②根据修正后的转型升级压力测算结果,考虑能源和环境因素后资源型城市转型升级压力巨大,80%以上处于中效区和低效区,49个城市选择单向转型,53个城市选择多向转型;③来自不同地理区位和成长阶段的测算结果表明,东部资源型城市的绿色生产率水平最高,东北地区要致力于附加值提升和节约能源,衰退型资源型城市应选择多向转型,不同主导资源型产业的城市则需因地制宜,选择差异化的转型升级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