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推动型城镇化对企业污染排放的影响研究

现阶段,资源过度消耗与环境恶化成为中国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障碍。虽然现有研究从多方面探究了环境污染的治理机制,但对政府推动型城镇化这一重要的宏观政策的关注不足。本文以中国工业企业为研究样本,利用撤县设区改革的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考察政府推动型城镇化对企业污染排放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撤县设区改革显著地减少了原县辖区内企业的污染排放量,即政府推动型城镇化对企业污染排放具有“治理效应”。异质性分析发现,撤县设区改革对企业污染排放的“治理效应”来源于主动推动型撤县设区而非被动实施型撤县设区;相比于在非重污染行业的企业以及隶属于县级以上的企业中,撤县设区改革对企业污染排放的“治理效应”在重污染行业的企业以及隶属于县级以下的企业中更强。影响机制分析发现,撤县设区改革后,原县级政府的财政收入显著下降、基础建设性财政支出显著减少而民生性财政支出显著增加,说明撤县设区后,原县级政府财政收入的经济激励弱化,财政支出目标亦从基础设施建设转变为提供公共服务,从而有助于治理企业污染排放问题。     

『不作为』是一种伤害

政府行政部门的“不作为”,是法律上的一种“伤害”行为,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日前,美国最高法院公布了一个被称为近年来对环保问题影响最大的案件的裁决．以5比4推翻了联邦地区上诉法院对“马萨诸塞州等诉国家环保署案”的裁定,     

节能减排,政府先行

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而来的环境危机和资源短缺,节能减排已成为席卷全球的新浪潮。新兴国家,诸如印度、中国和巴西等如此,即便是像挪威、卢森堡、德国等这样的发达国家同样也紧锣密鼓,力求在这轮低碳经济的竞争中占据有利地形。     

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中心部署做好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安全技术服务工作

2020年2月20日,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中心印发通知,就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安全技术服务工作进行部署安排。《通知》要求,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要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切实把人民群众生命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安排,发挥自身优势,积极主动参与驻地疫情防控战。要在地方党委政府统一指挥下,认真做好公共场所洗消杀毒、物资转运、防疫检查等联防联控工作。     

政府环境报告基层实施:现状、问题及其对策

政府环境报告基层实施是利用县级人大与公众直接联系的"基层"优势加强对政府环境责任监督的有效手段。实践中,报告主体及对象级别各异,报告内容繁简不一,总体情况为越是基层贯彻实施政府环境报告的力度越弱,存在报告形式不明确、信息公开不到位、常态化监督机制和政府责任缺失等问题。因此,必须在认清立法目的的基础上合理运用法律解释明确报告的法律属性,规范报告内容、扩大公开范围,利用"基层"优势与公众加强联系,并在准确定位环保法的前提下构建人大监督的刚性约束。     

江阴市委书记王进健一行莅临华宏集团调研

2020年2月29日,无锡市政府副市长、江阴市委书记王进健、江阴市政府常务副市长费平莅临华宏科技调研再生资源项目情况,周庄镇党委书记吴广、副书记张学春、华宏集团董事长胡士勇、总经理胡品贤、华宏科技总经理胡品龙等陪同参观了华宏科技重型车间。在参观过程中,江阴市委书记王进健详细了解了华宏集团在过去30年的发展情况,对企业在再生资源方面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的肯定,且针对华宏集团提出了建议和意见。他希望华宏集团能坚持采用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科学的管理方法推动企业做大做强、做精做优,全力以赴实现赶超跨越,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碳排放交易制度与企业创新质量:抑制还是促进

近年来,有关环境规制与企业创新关系的研究大量涌现,但基于中国碳排放交易制度,尤其是从微观企业层面考察碳排放交易制度对企业创新质量影响的研究仍有待丰富和深化。有鉴于此,采用2008—2016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以专利申请总量表示创新数量,以发明专利申请和实用新型专利申请分别表示高质量创新和低质量创新,进而采用DID模型构建中国碳排放交易制度对企业创新质量影响的准自然实验框架。同时,为增强实证结果的解释力,采用PSM-DID方法对实证结果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异质性检验以及政府补贴方式的创新激励机制检验。结果表明:①碳排放交易制度在提高"处理组"企业创新数量的同时,也能促使企业兼顾创新质量,但从影响程度来看,碳排放交易制度对低质量创新促进作用更为强劲。②从企业所有权和规模异质性来看,碳排放交易制度主要对国有股份企业和大规模企业创新质量有促进作用,而对民营企业和小规模企业进行高质量创新的诱导力度较小或不显著。③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政府补贴政策能够有效弥补碳排放交易制度对高质量创新诱导乏力的不足,但创新激励效果因政府补贴方式而异,其中政府事前补贴优于政府事后补偿;此外,碳排放交易制度通过促使政府为被规制企业提供更多的政府事前补贴,从而有效缓解企业"遵循成本"压力,推动企业转向高质量创新。由此认为,加大对小规模民营企业高质量创新补贴、采取更具灵活性和针对性的创新补贴方式,应是进一步助力碳排放交易制度诱导企业转向高质量创新的政策制定方向。     

中国对固体废物跨境流入的政府治理与完善路径北大核心CSCDCSSCI

为促进循环经济良性发展,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应对固体废物跨境流入产生的环境负外部性问题,中国逐步加强了对固体废物跨境流入的监管与治理。虽然近年来中国的固体废物跨境流入开始呈现下降趋势,但与主要输出国的数据比对显示,“隐蔽性”流入问题仍相对突出。基于制度环境和制度变迁路径,中国对固体废物跨境流入的政府治理模式是以政府为治理主体,以治理对象的分类管理为基础,相关政府职能部门依法赋权、协同合作,并通过加强入境前监管、完善入境环节监管制度和促进利益相关方合规自律来不断优化治理流程。运用引力模型和2012—2017年12个主要输出国或地区41种固体废物的六位HS商品编码数据构建的非平衡短面板模型,通过静态面板双固定效应模型和动态面板GMM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政府监管对限制固体废物跨境流入具有显著影响;同时,GDP指标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也表明中国经济增长对可利用固体废物的确具有一定需求,但《进口废物管理目录》调整和国际合作相关指标的影响却并不显著。因此,为进一步提升中国对固体废物跨境流入的政府治理效能,建议:一是完善固体废物管理模式,科学优化固体废物属性鉴别标准与程序。相关职能部门协作完善固体废物鉴定标准、鉴别方法等技术规范。二是持续完善海关对固体废物跨境流入的治理体系,在不断优化现有治理流程基础上,加强对相关利益方的事前事后监管与信用管理。三是加强多途径国际合作与信息交换,更好实现事前及时风险防范和事后有效监管。     

合法性追求、谋利性倾向与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的策略性运作北大核心CSCDCSSCI

长期以来,地方政府因其在环境治理上的失灵而饱受争议。对此,学界从财政联邦主义、地方政府公司化、分权化威权主义和政治晋升锦标赛等多种角度进行了理论解释。但这些理论囿于国家的“政治市场想象”,未能全面、准确的理解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行为,也难以对地方政府环境选择性执行和创新性治理并存的现象给出圆满回答。根据“价值理念-制度结构-行为选择”分析框架,文章从合法性追求下的生态国家战略构建、超大型治理下的地方政府属性冲突和注意力分配下的地方政府决策平衡等三个层面阐释了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合法性追求与谋利性倾向的双重行动逻辑。研究发现:在中央不断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和公众环境需求日益增长的背景下,地方政府出于合法性的需要会在公开层面积极回应中央的环境政策和公众的环境需求,但受谋利性倾向的影响,地方政府会在隐性层面以环境治理文本化、变通化、运动化和样板化等策略性的运作方式谋求利益,并试图以此化解合法性追求与谋利性倾向之间的内在冲突和张力。面对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的策略性运作,需要进一步推动环境法典的编纂和环境权“入宪”、培育“以人民为中心”的责任意识和善待自然的道德情感、科学划分层级政府之间的事权和设计科学的绩效评价机制,以及通过加强环境督察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等方式增强地方政府追求合法性的动力,从而以完善的环境法治、健康的环境道德以及合理的财权与事权结构激励促进地方政府履行环境治理职责。     

生态补偿的概念、标准及政府的作用——基于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作用类型分析

将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的作用分为10种可能的类型,其中,未引起生态系统服务变化的人类活动、生态系统破坏行为、不可更新资源开发利用及对具有非公共物品属性的生态系统服务的开发利用不属于生态补偿的范畴。生态补偿通过调节对具有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属性的生态系统服务的作用过程中相关方的利益关系,实现外部效应内部化,以可持续提供生态系统服务。理论上,受损者依据其受损的成本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获得补偿;受益者依据其开发生态系统服务的获利或其享用的额外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而付费。其中,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计算应从总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量中区分存量价值和增量价值,从增量价值中区分自然资本和人造资本,从人造资本中提取出外部性价值;受损成本包括直接成本、机会成本和发展成本。实践中往往通过利益相关方的谈判确定最终补偿标准。政府的介入显著提高了生态补偿的运行效率,降低了交易成本,保障了公平和谐,但政府不是生态补偿的利益相关方。政府站在利益相关方之外,有利于更好地发挥政府在生态补偿中的职能,促进生态补偿高质量、高效率地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