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数字监控的误区

在选择以计算机为中心的数字网络化多媒体监控产品的时候,很多用户由于主观和客观的因素而产生了种种的疑虑,在前几年很难得到广泛的推广和应用。步入二十一世纪,随着信息革命的发展和推动,人们的意识发生了相应的转变,但仍存在许多理解上的误区,阻碍了监控向数字化网络化发展的步伐。     

地震监测敢为先——记中国地震局地震研究所研究员蔡亚先

在今年揭晓的2002年度中国国家科学技术奖中,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被“中国数字地震观测系统的设计、研制、生产、集成和推广应用”项目捧走。 这是继公元132年,东汉科学家张衡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地震监测仪器——地动仪,在跨越1870多年的星汉长河之后,两位中国地震科学家的手“握”在了一起。中国,又一次站在了世界地震监测技术的前沿,开启了我国数字地震监的新时代。     

青岛"城市数字化工程"研究

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传统的城市规划、建设、管理与服务方式暴露出许多问题。在分析青岛城市系统信息化建设的基础上，提出了青岛“城市数字化工程”建设的目标、总体逻辑结构、数据库设计及其应用系统的开发研究等一系列问题，以期为青岛“城市数字化工程”建设提供决策支持。     

Visual Basic在数字林业系统中二次开发地理信息系统

在当今信息时代，林业安全管理要实现数字林业系统必须由3S技术作为支持。本文主要介绍用VisualBasic二次开发地理信息系统（GIS）管理软件ArcInfo，实现林业各地理要素的显示漫游和查询等功能。     

论建筑业实施职业安全卫生管理体系的作用

建筑业同其它行业不同,露天作业、高空作业多,施工过程特殊,作业环境多变,因而危险性大,突发性大事故发生频率较有关数字统计显示,建筑行业安全事故发生率仅次于煤炭矿山行业,是安全事故的高发领域.这一行业的特殊性决定了建筑安全生产必须有一套能动态的,自我调整和完善的管理系统来规范安全管理,职业安全卫生管理体系ISO18000就是这样一套规范化、适应性强的安全管理体系,它对建筑业企业的安全管理工作作用如下:     

减污降碳协同路径研究:典型国家驱动机制及对中国的启示北大核心CSCDCSSCI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由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期。但通过何种路径才能实现减污降碳的协同治理,推动达成协同治理的内在驱动力又是什么?发达国家是否已经实现了协同?其经验教训中国是否可以借鉴?基于此,该研究首先采用协同控制效应坐标系法,判断不同国家减污降碳协同治理所处的阶段,绘制典型发达国家减污降碳的历史路径并挖掘其演变规律及不同类型背后的驱动机制。其次,从硫碳减排量变化情况、能源结构、居民受教育程度及产业结构等维度出发,对我国碳污协同治理所处阶段进行识别,分析得出我国当前与德国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协同状况较为类似,即从碳增硫减进入协同防控的波动阶段。但由于社会制度、减排目标、资源禀赋、经济体量等的差异,应辩证地看待德国能源转型、碳市场建设以及环境立法历程,选择性地借鉴他国经验。针对如何实现减污降碳的协同治理提出建议:①促进能源转型,转变能源结构,从根本上实现减污降碳。②利用碳市场突破减污瓶颈,将市场调节与政府干预相结合,在完善碳市场监管体系的同时,制定具有中国特色的配额分配机制和价格控制措施。③减少碳污“分而治之”,增强有意识协同,以提高碳污同治的效率;制定大气污染治理政策时兼顾气候变化的应对,并将排污权与排放权进行一定程度的整合。④明确环境规制边界与政府职责,保障协同防控措施实施的有效性。     

减污降碳的协同效应分析及其路径探究北大核心CSCDCSSCI

后疫情时期中国面临经济复苏、空气质量达标、“双碳”目标实现等多重压力,在此背景下,研究减污降碳协同效应并厘清实现路径对中国在后疫情时期稳定经济增长的同时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该研究基于 2001—2019年中国 30个省份的省级面板数据,利用面板回归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分析了减污降碳政策的协同效应、动态演变过程以及实现路径。结果显示:(1)中国的减污和降碳政策具有显著的协同效应。其中,降碳政策对减污和降碳几乎具有相同的效力,而减污政策则主要以减污为主、降碳为辅,但其对空气污染物(即SO_(2)和烟尘粉尘)和CO_(2)排放的抑制作用大于降碳政策。此外,该研究分别从内生性问题、减污降碳政策指标设计稳健性、估计方法稳健性三个视角证实了基准估计结果的稳健性。(2)减污和降碳政策的协同效应具有明显的动态变化趋势;降碳政策自政策实施起便具有显著的减污协同效应,且政策实施时间越长,对减污的协同作用越强;而减污政策的降碳协同效应则是自 2011年出台节能减排综合性方案以后才逐渐显著,随后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态势。因此,长期而言以碳排放交易市场为主的降碳政策的减污协同效应显著优于减污政策的降碳协同效应,故在进行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战略布局中应以构建碳市场为主。(3)减污政策的有效性和协同性均主要通过优化能源消费结构、降低碳排放强度、促进技术进步来实现,而降碳政策的有效性和协同性则主要通过前两条路径来实现。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了促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政策建议。     

中国数字经济碳排放:总量测算与趋势展望北大核心CSCDCSSCI

随着数字经济快速发展,数字硬件产品生产、数字技术应用以及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运营的环境影响特别是碳排放问题引起了各界关注。文章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构建了数字经济碳排放测算框架,设计出数字经济碳排放的测算方法。计算结果显示,近年来中国数字经济产生的碳排放快速增加,占碳排放总量比重由2008年的0.80%上升至2018年的5.53%。据此趋势,文章推算出2020年数字经济碳排放占中国碳排放总量的比重已达6.31%。在排放总量增加过程中,数字产品和新型基础设施的碳排放结构也发生了明显变化。再与全球数字经济及国内制造业的排放水平相比,中国数字经济碳排放强度相对偏高,并不具备显著优势。进一步地,预测到2030年,中国数字经济碳排放占比将达到11.63%,成为中国碳排放主要来源之一。排放强度不低、总量增长过快的基本事实及趋势表明,中国数字经济尚未展现出绿色低碳的发展特质,与人们对这类新兴领域自带“绿色光环”的认知形成了较大偏差,意味着中国数字经济仍主要采取了粗放式外延扩张的发展方式,加大减排力度势在必行。今后,在大力发展数字经济、运用数字技术助推其他行业“精准”减排降耗的同时,应高度重视数字经济自身的排放问题,科学评估,前瞻布局,加强对数字经济碳排放的核算与监测,引导数字经济部门加快能源转型,提高数字产品及数字基础设施的能耗标准,鼓励数字经济企业践行绿色社会责任,积极探索可持续的减排路径,推动中国数字经济实现“双碳”目标。     

数字赋能农村社区垃圾分类服务高质量供给研究——基于淄博市凤凰镇生活垃圾源头治理的案例分析

传统环卫系统及落后的服务供给方式制约了农村社区垃圾分类服务的供给效能,数字技术的有效应用是提升农村垃圾分类服务供给质量的必要手段。基于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凤凰镇利用“数字凤凰”平台进行生活垃圾源头治理的案例,深度剖析了在农村社区垃圾分类服务供给过程中,数字赋能于理念更新、资源整合、流程再造,从而激发供需、降低成本、重构权责,进而实现供需匹配、差异均衡、绿色生态的高质量垃圾分类服务的内在机理及其实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