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排污权抵押贷款,模式选择和制度设计先行——访河北经贸大学绿色金融研究所所长王小江

模式的选择和制度的设计最终将决定排污权抵押贷款市场运行的效率和质量,建立一个能够调动商业银行、企业、中介机构三方积极性的管理模式是制度发挥作用的前提与基础。＂     

巴曙松：GDP和CPI的组合将进入“8＋4”时代

12月11日,第五届江信国际论坛暨国盛证券2012年大型投资策略报告会在钓鱼台国宾馆召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做了“2012年中国宏观金融政策展望”的主题演讲,他在演讲中对2012年的宏观经济做了展望,他认为2012年GPD和CPI组合将回归历史常态,GDP和CPI的组合将由“10＋2”时代进入“8＋4”时代,即中国经济增长未来将逐步进入GDP维持在8％左右震荡,CPI保持在4％左右的时期。     

夏斌：中国是金融弱国的三个标志

《中国金融战略2020》专场论坛8月23日在北京隆重举行。在此次论坛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说：毫无疑问,我可以举出一系列特征性的现象说明我们不是强国,是弱国。第一,人民币汇率不能自由浮动。第二,人民币还是一个不可自由兑换的货币。第三,由此产生一系列的研究现象,一系列的弱国现象。     

我们需要发展什么样的科技银行——对国内科技银行运作方式的探讨

目前国内中小企业,尤其是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贷款融资难问题成为中央政府关注的焦点,政府已经采取了多项措施来改善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其中鼓励设立专门支持中小企业的金融机构是政府采取的支持措施之一。2012年颁布的《关于进一步支持小型微型企业健康发展的意见》中,提出要加快发展小金融机构,适当放宽民间资本、外资、国际组织资金参股设立小金融机构的条件。     

金融发展对碳排放强度影响的空间效应研究

为改善全球变暖,发展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率双赢的低碳经济是大势所趋。金融发展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在中国低碳经济转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此背景下,选取2007-2019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首先考察了省级碳排放强度和金融发展的动态演变和时空格局,然后在STIRPAT模型基础上采用空间杜宾模型探索金融发展对碳排放强度的直接影响与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1）中国总体碳排放强度持续下降,金融发展则持续增强,但碳排放强度和金融发展分别呈现模糊和明显的两极分化;（2）中国各省份的碳排放强度在空间上具有显著的自相关和聚集性;（3）金融发展会显著增加本地的碳排放强度,但在更大程度上显著降低邻近地区的碳排放强度,因此总体效果为金融发展会抑制碳排放强度。     

双创视角下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经济韧性的影响研究——兼议传统金融竞争的门槛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为农业经济韧性水平提升指明新的方向,对保障农业现代化、实现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1—2021年中国31个省份面板数据,构建农业经济韧性综合水平指数,利用面板回归模型,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经济韧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显著增强农业经济韧性;分维度看,覆盖广度对农业经济韧性的促进作用最大,使用深度次之,数字化程度最小;分区域看,数字普惠金融对东部地区农业经济韧性的推动作用优于中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能通过促进农村创新、创业提升农业经济韧性水平;传统金融竞争在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农业经济韧性水平提升中存在门槛作用,传统金融竞争越激烈,对农业经济韧性水平的提升作用越强。未来应大力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因地制宜协调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提高农村地区创新、创业活力,引导传统金融良性竞争。     

“双碳”目标下我国碳普惠制的探索与实践

基于我国“双碳”战略目标和绿色低碳转型发展,本文介绍了碳普惠制的定义、内涵及其与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区别,对国内外碳普惠制的探索、实践进行梳理,通过对相关碳普惠平台的分析研究,提出碳普惠平台建设的业务框架设计,对生活服务业场景接入碳普惠平台进行分析和讨论。针对当前我国碳普惠发展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为国内碳普惠相关研究和应用提供参考。     

“双碳”目标下我国地方碳普惠实践经验及建议

碳普惠是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生活方式的重要手段,对促进个人生活和消费领域碳减排以及助力实现“双碳”战略目标具有重要意义。目前,我国碳普惠实践中还存在顶层设计缺失、配套制度建设不足、标准体系与激励机制不完善、地方普及率不高、平台无法互通等问题,影响公众参与度。本文分析了广东省、四川省成都市、浙江省等地的碳普惠实践经验,提出了强化碳普惠机制顶层设计、建立完善的碳普惠标准体系、建立高效的碳普惠技术支撑体系、建立全面的碳普惠激励机制、加大碳普惠宣传力度和探索多领域联动机制的碳普惠建设的建议。     

综合农协:“三农”、“三治”脱困之路

大量原住民人口,资源高度稀缺,加上资本、劳动力和土地净流出,"三农"问题成为必然。政府与九亿农民之间"交易费用"过高,对抗性冲突和群体性事件等"三治"(县乡村治理)问题在所难免。效仿日韩,在农村推广金融合作、供销合作、专业合作三位一体的综合农协,使农村经济基础尽可能不与上层建筑发生剧烈矛盾,在此前提下可适时推进农口大部制改革,这种由下至上的合作经济建设与由上至下的涉农部门改革的配套,将构筑起社会主义新农村和谐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