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市机动车排放源强与排放量研究

阐述了青岛市城市机动车的发展现状和道路交通状况,采集典型交通状况的车流量和车速数据,对评价区域进行了移动线源、面源的源强分析计算,得到了该区域内机动车排放网格数据,通过修正的排放因子计算了青岛市机动车主要尾气污染物的年排放量,目的是为机动车污染治理提供了理论数据。研究表明从排放源源强分析机动车道路污染状况和污染区域分布,不受扩散模式的影响,可以简单有效的评价机动车排放污染程度;青岛市城市主干道以成为机动车污染物的主要排放源,针对青岛市机动车尾气污染情况提出了合理的污染物治理建议。     

如何完善污染物总量减排核算方法

排放量数据与统计范围、监测方案的相关性污染物排放量概念界定 排放量是与总量控制相关的概念.总量控制应当包含4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控制的目标,二是控制污染物的种类,三是排放污染物总量的地域范围,一般为地理上的连续区域;四是排放污染物的时间范围,如一年、一季(如丰水期、枯水期/冬季,采暧期),一月,一日或一小时.     

多模式模拟评估奥运赛事期间可吸入颗粒物减排效果

以空气质量多模式系统为工具,分析奥运赛事期间可吸入颗粒物(PM10)浓度大幅减小特征,从气象场和排放源两方面研究PM10浓度大幅减小的主要原因.多模式系统由嵌套网格空气质量模式(NAQPMS)、通用空气质量多尺度模式(CMAQ)和复杂大气空气质量三维模式(CAMx)3个空气质量复合模型组成,并以中尺度气象模式(MM5)和稀疏矩阵排放处理模型(SMOKE)提供统一气象场及排放源.研究对比2006年8月、2008年8月两组气象条件下北京PM10浓度水平及模拟效果,结果表明奥运赛事期间PM10浓度大幅减小的主要原因不是气象因素,而是由于额外措施引起的PM10排放减少.同时采用多模式系统数值模拟反向评估,获得北京奥运赛事期间奥运控制及额外减排措施引起的PM10减排量,结果表明,奥运赛事期间所有额外控制措施对颗粒物浓度效果相当于在2008年8月气象条件下,削减大约200t.d-1的无组织PM10排放,相当于北京正常时期PM10排放的50%.     

中国历史上和未来CFC-11和CFC-12的排放量计算

基于CFC-11(CCl3F)和CFC-12(CCl2F2)在家用制冷、工商制冷、汽车空调、气雾剂、烟草和泡沫等应用行业的消费数据、淘汰进程等计算了中国历年CFC-11和CFC-12的消费量,进而利用相应的排放方程计算了其历年排放量及未来的预测排放量.计算结果表明,从1978年中国开始消费到将来完全淘汰CFCs为止,中国CFC-11和CFC-12的总消费量分别为39.79×104t和40.97×104t.与国际公约对中国的要求相比,仅CFC-11和CFC-12,中国就少消费了19.78×104t ODP(臭氧层耗损潜能值)的CFCs物质.中国CFC-11和CFC-12的总排放量分别为全球1950～1999年50年间排放量的4.66%和3.16%,人均排放量及单位国土面积排放量均远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     

排污权初始配置方式选择：效率与公平的比较

排污权交易是指在一定的区域内,在污染物排放总量不超过允许排放量的前提下,政府将排污权有偿出让给排污者,并允许排污权在二级市场上进行交易。从配置过程来看,排污权配置可以分成两个阶段：初始配置阶段和二次配置阶段。初始配置是指将排污权由行政机构分配给排污企业,或者从事排污权交易的中介机构。二次配置又称为二级配置,     

德国最大的太阳能发电站落成

德国最大的太阳能发电站——利伯罗瑟太阳能发电站的落成典礼8月20日在德国东部施普雷-尼斯县举行。     

追踪碳可持续性发展的足迹

GreenBiz网站2009年3月3日报道 最近对碳足迹的讨论有很多。许多公司都通过建立碳足迹来监测其温室气体排放量。由于严重的干旱,对水中的碳足迹感兴趣的人也越来越多。碳足迹创建了一个“可视化”的概念。可以使企业领导人和股东能够“看见”正在发生的碳排放。     

环境问题的生物性根源

本文从人类的生物性去探索人类发展历史与环境的关系,揭示人类面对的环境问题源于其生物利益最大性。因此,要实现环境文明,应以“道法自然”为人类行为的起点,借鉴“中庸”思想,抑制生物利益最大性,提倡“制衡”思想和“家庭”观念,促进全人类的更广泛的公平。     

探索环境保护新道路之务实篇——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扩“并重、同步、综合”的路径

“并重、同步、综合”的首要要求是找准和明确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平衡点,即：增长是产业符合主体功能区定位、污染物排放量满足环境质量达标要求的发展,保护是产业符合主体功能区定位、污染物排放量满足环境质量达标要求的保护。这是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如何协调在可操作层面的明确回答,也是科学发展观在环境保护领域如何落实的务实表达。     

不境问题的生物性根源

本文从人类的生物性去探索人类发展历史与环境的关系,揭示人类面对的环境问题源于其生物利益最大性。因此,要实现环境文明,应以“道法自然”为人类行为的起点,借鉴“中庸”思想,抑制生物利益最大性,提倡“制衡”思想和“家庭”观念,促进全人类的更广泛的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