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碳汇潜力的碳排放空间关联网络结构特征及影响因素——以长江中游城市群为例

考虑碳汇潜力的碳排放空间关联是促进城市群协同减排的重要基础,更是实现碳中和的有力抓手。以长江中游城市群为研究区,对传统引力模型进行修正,构建兼具碳汇潜力的碳排放空间关联网络,采用社会网络分析（SNA）和二次指派程序方法（QAP）探究长江中游城市群碳排放空间关联网络的时空特征与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研究期间长江中游城市群碳排放网络关联关系数、网络密度和网络关联度呈增长趋势,网络效率和网络等级度不断下降,且网络等级度在2010年后始终为0,表明碳排放空间关联网络日益稠密、网络通达性较强,存在多重叠加的溢出渠道,但等级结构并不森严。基于碳汇潜力的长江中游城市群碳排放空间关联网络从“双核化”向“多极化、多线程”网络形态发展,核心城市的扩散作用不断增强。此外,以抚州、宜昌、鹰潭、上饶和吉安等为代表的高碳生态承载力地区,在碳排放空间关联网络中的受益关联性大于溢出关联性。(2)2020年,长江中游城市群碳排放空间关联网络形成四大板块,相较于板块内部成员间的碳排放空间关联效应,板块间的碳排放空间关联效应更为明显,即板块间的“碳排放转移”效应较为普遍。净溢出板块主要分布在武汉都市圈、宜荆荆都市圈和长...     

我国人口资源与食物问题

人口增多,耕地减少,部分地区供水不足,是我国人口与资源矛盾的基本格局。由于人口的压力,对资源实行超强度的利用,使较大范围的地区生态环境恶化,严重威胁农业生产,并成为许多地区多灾、低产、贫困的根本原因,较低的食物人均占有水平,将继续成为中国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严重限制因素。增加食物,必须挖掘资源的潜力,开源与节流相结合,以内涵挖潜为主。首先是要立足现有的耕地,致力于提高单产;同时,合理开发水域、山地、草地等资源,广辟食物来源,提高非耕地资源的生产力,提高林牧渔业的发展水平。耕地应以深度开发为主,走资源节约型(节地、节水、节时、节能)的集约化道路。     

我国公众环境保护意识的调查与分析

本文根据一次大规模的抽样调查资料，初步分析了我国公众环境保护意识的现状，认为从总体上看，公众的环保意识水平偏低；公众的环境资源况颇具特色；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出现明显矛盾时，半数公众能够优先考虑环境保护；大多数公众认为环境保护与个人有关，但对个人的努力信心不足；超过七成的公众表示愿意为环境保护支付一定费用，但对高收入阶层普遍寄予较高的期望；公众有一定的依法保护环境的心理基础，但法律知识又非常缺乏。     

强“波特假说”存在产业异质性吗?——基于产业碳密集程度细分的视角

强"波特假说"认为严格而恰当的环境规制政策将使企业的生产效率呈现先降后升的趋势,为验证强"波特假说"及其产业异质性,首先建立产业碳密集指数,将工业部门36个细分行业划分为高碳密集产业、中碳密集产业和低碳密集产业;接着运用方向性距离函数测算2003—2014年细分行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系统"GMM"估计方法验证三个细分行业的环境规制强度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第一,样本期间内,高碳密集产业的环境规制强度远远高于中低碳密集产业,这表明高碳密集产业一直是产业节能减排的重点对象,而碳排放情况较为严重的中碳密集产业则为"被遗忘的角落";第二,强"波特假说"在工业部门内存在产业异质性,高碳密集产业和中碳密集产业的环境规制强度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U"型关系,而在低碳密集产业中两者则呈倒"U"型关系;第三,相对于高碳密集产业,中碳密集产业因环境规制强度较容易跨越"U"型拐点而具有较大的减排空间,低碳密集产业在达到"U"型拐点之前,环境规制为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动力。本文研究结论蕴含如下的政策建议:根据产业的碳密集程度实施针对性的环境规制政策,持续加强中碳密集产业的环境规制力度,适度加强低碳密集产业的环境规制强度,高碳密集产业需根据不同阶段的经济水平设计具有针对性的环境规制政策,逐渐将三类产业的"遵循成本"效应转化为"创新补偿"效应,实现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双赢。     

农户从事生态循环农业意愿与行为的决定:市场收益还是政策激励?

发展生态循环农业是我国新时期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战略选择,农户是生态循环农业的经营主体和利益相关者,厘清农户参与生态循环农业的根本动机,对于制定有效的生态循环农业推广措施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湖北省391份农户调查数据,首先,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提出市场收益、政策激励对农户生态循环农业从事意愿与行为影响路径的基本假设,并利用OLS方法分析市场收益和政策激励对农户从事生态循环农业意愿与行为的影响;其次,运用优势分析法评估市场收益类变量和政策激励类变量影响农户意愿与行为过程中的相对重要性;最后,通过交互效应检验市场收益类变量和政策激励类变量间的交互作用。结果表明:收入预期对农户从事生态循环农业的意愿与行为均有直接的积极影响,是促进农户从事生态循环农业的最重要的因素;焚烧秸秆惩罚政策和废弃物资源化补贴政策对农户从事生态循环农业的意愿有积极影响,沼气池建设补贴政策和废弃物资源化补贴政策对农户生态循环农业行为有促进作用;收入预期与废弃物资源化补贴政策在影响农户生态循环农业行为的过程中存在互补效应。本研究认为,市场收益是刺激农户采纳生态循环农业生产模式的首要因素,因此,要着力完善生态农业市场体系,增强生态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提升农户对生态循环农业的盈利信心;另外,政策激励对于农户采纳生态循环农业具有促进作用,应该做到约束与激励并行,同时注意加强农业政策的科学设计与落实执行。     

长江流域治理开发对生态与环境的改善和保护作用

长江流域治理开发是长江治理、开发、保护和管理的总称，包括流域治理、水资源开发利用、水资源保护、水土保持生态建设以及流域管理等内容，经过建国以来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和努力，长江流域治理开发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可持续发展战略和和谐社会思想的指导下，流域治理开发与生态环境建设息息相关，正确评价长江流域治理开发对生态与环境的改善和保护作用，对于促进治江事业的健康发展，充分发挥其生态环境效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通过对长江流域近五十多年来治理开发的总结归纳，分别从治理、开发、保护和管理等角度分析和总结了其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改善作用，认为长江流域治理开发总体上对生态、环境保护发挥了充分和积极的作用。     

长江中上游防护林体系森林植被碳贮量及固碳潜力估算

基于“八五”期间长江中上游流域各省的森林资源调查资料,结合经典的材积源生物量法估算了长江中上游防护林体系生物量碳密度和碳贮量,并根据不同树种生物量-生产力回归关系推算了该地区当前的固碳潜力。结果表明：长江中上游地区森林平均碳密度为2575 t/hm2;碳贮量为1 39459 Tg (1 Tg = 1012 g),其中林分（包括经济林）碳贮量为1 20430 Tg,灌木林为13437 Tg,竹林为5592 Tg,三者分别占总碳贮量的8636%、963%和401%。整个防护林体系森林植被的固碳潜力为36856 Tg/a。位于本区西部的四川盆地嘉陵江流域和西部高山峡谷区,其森林碳密度、碳贮量和固碳潜力较高,而东部地区的川鄂山地长江干流、鄱阳湖水系以及洞庭湖水系相对较低,因此,长江中上游森林碳密度、碳贮量和固碳潜力总体上呈现自西向东逐渐降低的趋势。     

影响环境治理的地方性因素调查

相对于全国的情形,由于人情、地缘、经济诸多关联性,地方的环境治理更多的是受地方自身的因素影响.为了解地方性因素对于环保执法的影响,本文以浙江省台州市为例,以问卷方式调查了其环保部门执法人员对于地方性因素的认知.调查结果表明,经济发展之需求有影响但并不是影响环保部门执法的一个重要因素,至于人情确是一个影响的因素,但也不是关键的,影响执法的关键性因素是地方政府.中国地方经济发展属于政府主导型的模式,那么,某种意义上说,环境治理也属于地方政府主控型.因此,需要在制度安排上给予环境利益相关人如村民、居民一个有效的监控机制,造成一种压力,促使地方政府尽心尽职全力支持地方的环保工作.由此推论,目前媒体和民间组织可以成为这种压力源和群体.     

辽宁省工业行业技术及配置无效率的测度

通常采用生产函数或成本函数研究生产者行为时,一般默认生产者总是在生产可能性边界安排生产,而忽略了由于产出的经济无效率所造成的偏差,这种偏差最终会影响要素替代弹性、要素最优配置及产出效率的准确测度.本文采用面板模型的三要素成本函数循环参数估计法,通过施加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估算了辽宁省工业部门二类行业的相对技术无效率、配置无效率程度及要素间的相对价格扭曲,并计算了资本、劳动、能源要素间的交叉替代弹性.结果表明:辽宁省工业行业存在较为严重的产出端技术无效率,而在要素投入的配置效率环节,能源要素存在一定程度的过度消耗.因此,通过提升技术效率,在要素投入水平不变的前提下,能大幅改善产出水平,这将是辽宁省完成节能降耗指标的主要途径.     

城乡居民食物碳消费变化与差异分析——以安徽省为例

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居民人口的不断增长,给社会和生态环境带来了巨大压力,不可持续的居民食物碳消费是造成全球环境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居民食物碳消费是环境碳循环研究和可持续消费的重要内容。采用政府宏观统计数据,研究了1985~2007年安徽省城乡居民食物碳消费结构和食物碳消费的变化趋势和影响因素,并对城乡差异进行了分析比较,结果表明：(1)城市居民家庭食物碳消费结构转变较农村显著,城市居民食物碳消费从以“粮食碳消费为主”的比较单一的消费模式转变为以“粮食、肉类、食用植物油碳消费为主”的多元消费模式;而农村居民食物碳消费从以“粮食碳消费为主”转变为以“粮食、食用植物油碳消费为主”的多元消费模式;(2)城市居民人均、户均食物碳消费量均呈下降趋势,但食物消费总量却呈上升趋势,加剧了食物碳消费的环境影响;农村人均和户均食物碳消费和碳消费总量呈下降趋势,但人均、户均食物碳消费仍高于城市,农村居民食物碳消费的生态压力依然较大。(3)Pearson乘积相关分析表明,影响城市居民人均食物碳消费的主要因素是恩格尔系数和人均可支配收入,而影响农村居民人均食物碳消费的主要因素是农村人均纯收入。研究结果对进一步探索可持续的居民消费模式和减轻环境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