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最小累积阻力模型的山地石漠化地区生态安全格局构建:以重庆市南川区为例

基于源地-廊道模式构建生态安全格局,对提升区域生态安全水平意义重大。从生态本底与人类需求的视角出发,以典型山地石漠化地区重庆市南川区为例,基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重要性、生态环境敏感性以及居民生态需求程度进行核心型生态源地识别;采用多因素综合决策法,从自然环境因素、人为干扰因素以及生物因素方面构建生态源地扩张综合阻力评价指标体系;将最小累积阻力模型和水文分析相结合识别生态廊道,进而构建全区生态安全格局。结果表明:(1)核心型生态源地以林地景观为主,面积达389.25 km~2,总体呈现出由中部向南北方向递减的趋势;(2)生态廊道表现为以关键生态廊道为主,潜在生态廊道为辅的特征,并呈"渔网状"分布,中部密集,两极稀疏,关键生态廊道呈"三横三纵"格局,"三横"贯穿东西,"三纵"连接南北,潜在生态廊道沿生态环境较好的山地丘陵地区分布,与关键生态廊道共同构成了区域物种迁移和能量流通的网络;(3)建议搭建"一轴连两翼"的生态网络框架,加强区域生态安全格局的构建。     

大气污染暴露风险防控预警服务平台设计与实现

耦合集成大气污染暴露剂量评估模型和暴露风险评价指数,利用C#、Java语言设计和实现了一套大气污染暴露风险防控预警服务平台。该平台采用GIS与J2EE Web等技术,可在浏览器/服务器（Browser/Server,B/S）架构下实现高分辨率暴露风险时空区划、精准个体大气污染暴露监测、实时公众暴露风险播报、健康出行路径规划等功能,有助于提升公众和政府的大气污染精细防控决策与风险规避能力,将有力推动我国大气污染防控预警管理从以污染物浓度为重心向以暴露风险为重心的转变。     

基于SVM⁃RF的泥石流窗口坝闭塞度判别研究∗

为了研究野外泥石流防治工程中窗口坝的开口闭塞类别,基于量纲分析理论,以室内水槽试验模拟实际工程,分析模型试验与实际工程的相关物理量及对应的相似准数;引入支持向量机和随机森林分类模型,在开源机器学习工具Scikit-Learn中,采用python编程实现算法;以室内水槽试验数据作为支持向量机和随机森林的训练样本,进行机器学习得到分类模型,提出一种用于判别泥石流窗口坝闭塞类型的新方法;将测试结果与经验公式中闭塞度判别值F的分类结果进行正确率对比,结果表明,F值的分类准确率为88%,而支持向量机为92%,随机森林为94%,随机森林分类效果最好,机器学习理论为泥石流窗口坝在实践中的设计提供了新思路。     

以安责险助推安全生产多元共治——访佛山市应急管理局局长魏钰

随着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城市运行系统日益复杂,安全风险也在不断增大,接连发生在一些城市的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在暴露城市安全管理诸多漏洞和短板的同时,也显示传统的安全管理已不适应当今高速发展的城市建设。为探索现代风险管理制度,2016年,佛山在国内先行一步,大力推行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几年来,佛山已初步构建起多元主体合作共治的安全生产社会化服务新模式,安责险“佛山模式”多次得到国务院安委办、国家应急管理部以及广东省应急管理厅的高度肯定,吸引了50多个城市前来佛山取经。本刊就“安责险佛山模式”对佛山市应急管理局局长魏钮进行了专访。     

危化品违法储存行为处罚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的探讨

案例1:xx合金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7月30日注册成立,经营范围:从事新型合金材料、有色金属复合材料的研发、生产;合金熔炼、制粉、提纯、切割、检测专用设备的研发、生产;其他属国家非禁止、非限制、非淘汰金属类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自产产品;并提供相关技术咨询、技术检测服务、专用设备维修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常州市以“成长值”管理制度探索中介机构监管模式

近年来,安全生产技术服务机构(以下简称“中介机构”)因评价报告与实际情况严重不符、未认真开展安全评价和安全条件检查不全面不深入等情况突出,全面加强中介机构监管、规范中介市场秩序迫在眉睫、势在必行。常州市依据本地区开展业务的中介市场现状,创新实行“成长值”管理制度,探索中介机构监管新模式。     

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中心部署做好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安全技术服务工作

2020年2月20日,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中心印发通知,就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安全技术服务工作进行部署安排。《通知》要求,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要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切实把人民群众生命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安排,发挥自身优势,积极主动参与驻地疫情防控战。要在地方党委政府统一指挥下,认真做好公共场所洗消杀毒、物资转运、防疫检查等联防联控工作。     

生态退耕对安塞县土地利用及其生态服务功能的影响

以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作为衡量区域生态服务功能的指标,对安塞县1998-2006年间生态服务功能的变化进行了分析。根据黄土丘陵沟壑区耕地坡度与水土流失相关关系以及农户调查数据,对安塞县耕地扰动调节、水分调节、水供应、侵蚀控制以及不同坡耕地食物供应能力的生态服务价值指数进行了修正。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安塞县退耕还林还草政策对区域生态服务功能变化的影响。结果表明:生态建设措施使得安塞县生态恶化的趋势得到扭转,其生态服务功能在1998-2006年间增加了12%,其中缓坡耕地、中坡耕地和陡坡耕地的退出,对安塞县生态服务功能增强的贡献率分别为25%,48%,27%。文章还对生态建设的监督与投资进行了讨论,认为基于实验的生态系统功能监测与评估技术才是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的基础;生态建设所带来的生态效益的主要获益者是更大空间范围的利益相关者甚至全社会,因此作为社会代表的政府应成为生态建设的主要投资主体。     

生态补偿的概念、标准及政府的作用——基于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作用类型分析

将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的作用分为10种可能的类型,其中,未引起生态系统服务变化的人类活动、生态系统破坏行为、不可更新资源开发利用及对具有非公共物品属性的生态系统服务的开发利用不属于生态补偿的范畴。生态补偿通过调节对具有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属性的生态系统服务的作用过程中相关方的利益关系,实现外部效应内部化,以可持续提供生态系统服务。理论上,受损者依据其受损的成本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获得补偿;受益者依据其开发生态系统服务的获利或其享用的额外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而付费。其中,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计算应从总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量中区分存量价值和增量价值,从增量价值中区分自然资本和人造资本,从人造资本中提取出外部性价值;受损成本包括直接成本、机会成本和发展成本。实践中往往通过利益相关方的谈判确定最终补偿标准。政府的介入显著提高了生态补偿的运行效率,降低了交易成本,保障了公平和谐,但政府不是生态补偿的利益相关方。政府站在利益相关方之外,有利于更好地发挥政府在生态补偿中的职能,促进生态补偿高质量、高效率地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