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洪水不同遭遇对城陵矶水位影响的实验研究

城陵矶位于长江干流和洞庭湖出流汇合处,因此影响城陵矶洪水位的因素除了河床淤积、洪水特性等以外,洞庭湖出流与长江干流的不同遭遇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采用模型实验的方法,研究了不同遭遇、不同流量、不同螺山水位下城陵矶河段水位的变化。结果表明：在城陵矶断面,当监利来水流量超过洞庭湖出流时,主流靠左岸;当监利来水流量少于洞庭湖出流时,主流靠右岸。洞庭湖出流与长江干流来水流量的不同遭遇对城陵矶断面水位的影响非常显著。当监利来水流量占螺山流量的百分比为55 %左右时,城陵矶断面水位最高,即此时长江干流来水流量和洞庭湖出流相互之间顶托消耗能量达到最大值。在中水流量下,当监利来水流量占螺山流量的百分比为55 %左右时,城陵矶断面左右岸水位差达到最小值。     

农牧民响应政府主导生态建设工程的外部不经济性——以江西山江湖和青海三江源为例

选择两大典型的生态建设工程,使用参与式农村评估方法,从农牧民认知的角度,旨在查明可能诱发的外部不经济性,结果表明:①山江湖区农户参与行为的直接外部不经济性易于调整,而三江源区的则很难受控调节;②山江湖区农户参与行为的潜在外部性主要受外出转产参与或就地寻找新生计来源渠道所驱动,而三江源区虽然牧民畜群结构、成年母畜比例等也受草地退化的胁迫,但它们与草地退化间的关系内生性较强;③山江湖区农户对管理行为介入所诱发的大概率外部不经济性有更为清醒的认识且能科学定性评价,而三江源区牧民转产所导致的大概率外部不经济性则很可能促使移民选择返牧;④山江湖区农户参与行为调整带来的小概率外部不经济性体现为气候变化的驱动,具有不可抗拒性,而三江源区牧民行为调整所诱发的小概率外部不经济性则受外部经济或产业引进的影响,有一定的可调控性。研究有助于弄清两大生态建设工程中农牧民参与行为所诱发外部不经济性的可比性及适应性行为调整的可借鉴性。     

农牧民参与政府主导生态建设工程的初始行为响应——以江西山江湖和青海三江源为例

使用参与式农村评估方法对江西山江湖4县(市)的508户农民和青海三江源玛多县151户牧民进行住户访谈,使用生态时限法和EXCEL统计方法理解他们对初始参与生态建设工程的响应差异。结果表明:①山江湖农民参与生态建设的直接行为体现为投工投劳参与完成政府主导的山场造林,而三江源牧民的初始直接参与则体现为以少畜或无畜牧户为主的生态移民。对农牧民被动参与生态建设的调整上,山江湖仅需要进行产权明确,让农户自行参与和收益,而三江源的牧民行为调整并不仅仅是提高安置补偿费用和年限的问题,而更多地要考虑牧民宗教习俗的变迁;②山江湖农户的间接参与是在外来力量胁迫或冲击下自身利益最大化和产生有助于山场恢复的响应,主要受制于劳动力务农机会成本提升、养殖风险增大等的驱动,而不是农户的自觉行为,而三江源牧民的间接参与主要是在政府引导下传统牧业行为发生变迁的结果,"禁牧-围栏-减畜"是适宜于草场压力减轻和不完全改变传统牧业行为的牧民间接参与的首选响应;③山江湖农民转产具有较大的主动性,是农民综合权衡农业和非农收入差距的基础上作出的理性选择,转产后的生态效应展现出山场压力的长效减轻,反弹风险降低,而三江源牧民转产则显示出很大的被动性,是政府和牧民在对"清贫富饶"博弈后,由政府主导为牧民提供培训、就业、教育等机会和优惠政策下牧民被动参与的结果。转产后草场生态好转的反弹风险较大。该研究结果有助于为集中型生态重建和减压型生态恢复的生态建设工程中农牧民参与提供更为有效的数据和思路支撑。     

鄱阳湖典型沉水植物刺苦草对不同淹水胁迫的响应特征及对生态修复的启示

沉水植物的生长与繁殖受到湖泊水体水位过程的影响,然而不同的水文过程变化及淹水时长对沉水植物个体适应性特征的影响尚不清晰。选取鄱阳湖典型沉水植物刺苦草作为研究对象,通过设置水位控制中宇宙实验,揭示6种淹水模式下刺苦草个体适应性变化特征。结果表明：长时间高淹水水位胁迫能够显著影响刺苦草的叶片数量、叶长、根长、匍匐茎长度、克隆能力、总生物量等特征。快速涨水以及长时间(>21 d)高水位(>3.5 m)胁迫会导致刺苦草植株叶片的大量凋亡,短时间(<14 d)并降低高水位淹水胁迫,刺苦草可以恢复其正常生长。研究表明,夏季快速涨水及不利水位下较长淹水时长是影响沉水植物刺苦草个体适应性降低的主要因素,可为沉水植物退化的水文过程机制以及科学恢复提供理论参考。     

江湖关系变化对鄱阳湖沉积物氨氮释放风险的影响

选取了鄱阳湖北部湖区、“五河”入湖尾闾区、湖心区共14个不同高程的表层出露沉积物样品,通过研究其总氮(TN)含量和氨氮(NH4+-N)释放热力学及动力学特征,试图揭示江湖关系变化导致的水位变化对鄱阳湖沉积物氨氮释放风险的影响.结果表明,鄱阳湖沉积物TN含量在377～3875mg/kg之间;NH4+-N吸附/解吸平衡浓度(EC0)在1.49～2.99mg/L之间;单位沉积物NH4+-N的最大释放量在17.00~140.97mg/kg之间,NH4+-N释放主要集中在0~5min时段,占最大释放量的50.84%~73.34%,TN含量、EC0浓度、NH4+-N的最大释放量及初始释放速率均随沉积物所处高程的增高而增大,由此可见近年来由于长江来水量减少,鄱阳湖与长江之间江湖关系的改变,引起鄱阳湖枯水期提前及低枯水位持续时间增加,导致沉积物出露时间延长,进而促使沉积物TN含量、EC0浓度、单位沉积物NH4+-N最大释放量及0~5min时段NH4+-N释放速率升高,进而引起沉积物NH4+-N释放风险增大,是导致鄱阳湖水质恶化的重要机制之一.如果此江湖关系变化持续,枯水期低枯水位持续,势必引起沉积物出露面积进一步增大及出露时间的延长,最终可导致来年丰水期鄱阳湖沉积物NH4+-N释放风险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