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江河段4次裁弯后干流河道调整研究

1949~1979年长江中游的荆江河段共发生4次裁弯,包括2次自然裁弯（碾子湾和沙滩子）和2次人工裁弯（中洲子和上车湾）,裁弯后上下游的河床和河势发生显著调整。基于实测水文资料和遥感影像（1955~2016年）,计算2次人工裁弯后新河道的冲刷量,并验证老河道的淤积量,分析裁弯后4个牛轭湖的发展过程与现状,并指出荆江4个牛轭湖的快速衰退主要受当地人类活动影响。荆江河段的裁弯增加了河床比降,引起水流功率的调整,促使河床长期冲刷下切和床沙粗化。荆江4次裁弯完成后,直至1990年代荆江河床才基本达到冲淤平衡,且下荆江略有淤积。 关键词： 长江中游;弯曲河道;裁弯;冲刷;水流功率;牛轭湖     

长江中游城市群人口分布与城镇化格局及其演化特征

城市群日益成为我国人口集聚和城镇化发展的重要载体,2015年4月《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的提出标志着长江中游城市群建设正式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基于2014年长江中游城市群人口和城镇化格局现状分析,采用湘鄂赣3省第四、五、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分析了1990~2010年长江中游城市群人口与城镇化格局的空间变化。研究发现:(1)1990~2010年,长江中游城市群人口分布不均衡,武汉、长沙、南昌3大省会城市一直是人口的主要集中地,人口集聚水平不断提升,但城市群整体的人口集聚水平有所下降,人口分布的空间格局呈现出由单核心结构向多核心结构的发展趋势;(2)人口"镇"化是长江中游城市群城镇化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城镇化水平经历了由以长江为界北高南低分布向沿长江、京九和浙赣沿线地区分布的发展过程,形成了多核心结构的城镇化格局;(3)对比人口分布与城镇化格局的演变过程,反映出人口集聚度对城镇化格局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但区域城镇化同时受到经济发展水平、工业化水平、基础设施等多种因素影响,其格局变化更加复杂、显著。     

淮河干流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结构及水质生物学评价

2011年3月、6月、9月和12月对淮河干流大型底栖动物群落进行了取样调查,共采集到大型底栖动物4门41科94种。结果分析表明,淮河干流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结构具有一定的时空变化。在时间尺度上,生物密度呈极显著的季节性变化(p=0.002),其最大值332.5 ind./m2出现在6月,最小值96.6 ind./m2则出现在9月;生物量的变化趋势与生物密度不同步,其最大值155.8 g/m2出现在9月,最小值40.0 g/m2则出现在3月,且季节性差异不显著。冗余分析(RDA)结果表明,溶解氧、盐度、溶解性总固体、水温和底质类型是影响底栖动物群落结构的主要环境因子。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的季节性变化不显著,Margalef丰富度指数的季节性差异极显著(p=0.000);自上游至下游,这2个指数的变化规律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其水质评价结果表明淮河干流水质总体上处于中度污染的水平。     

长江中游城市群网络联系度与度中心性时序变化研究(2001～2016)

长江中游城市群在国家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其网络化的城市体系也逐渐发育并趋于完善.充分考虑到经济、人口、贸易、运输量、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多种因素,并基于时间序列上的考量,从传统引力模型出发,引入克鲁格曼指数,通过AHP法,确定经济、社会2个维度的城市"质量"以及几何直线、公路、铁路3个维度的城市联系成本等各个模型指标的权重,研究了长江中游城市群2001～2016年的城市联系度和度中心性的时序变化.研究发现,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城市间联系通道的建设,以武汉-长沙-南昌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联系网络体系逐渐形成并不断深化,以武汉、长沙为中心的城市群体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区域的影响力逐渐强化,越来越多的城市融入到城市网络中,并发展均衡.研究表明:(1)区域网络化特征越来越显著,联系深化逐渐显现,构建区域联系大通道、促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十分重要.(2)中心城市显著加强,次级节点的培育有待提高,多中心、层级化、深层次的城市体系渐渐形成,还需要强化顶层、开拓底层配合发挥作用.(3)网络化与层级化的长江中游城市群正在完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城市体系既需要中心城市的引领,也需要更多城市积极深入、积极参与、积极推进.     

长江中游宜昌江段鱼卵时空分布特征研究

为了解长江中游宜昌江段鱼类早期资源现状,并探究漂流性鱼卵空间分布特征,于2018～2019年5～7月在长江中游宜昌江段进行了鱼类早期资源调查,同时对采集到的漂流性鱼卵进行空间分布差异性分析.结果 显示,调查期间共采集鱼卵15 963粒,通过分子生物学方法共鉴定出漂流性鱼卵24种,隶属于1目3科,鱼卵优势种为鲢(Hypophthalmichthys molitrix),占总量的32.94％,其次是飘鱼(Pseudolaubuca sinensis)和草鱼(Ctenopharyngodon idellus),分别占30.80％、12.65％.2018年和2019年平均鱼卵密度分别为5.61±9.72ind./100 m3,9.80±16.09 ind./100 m3,不同种类鱼卵主要出现的时间也具有明显差异.差异性分析结果显示,宜昌江段鱼卵密度在空间分布上有显著差异(P＜0.05),水平分布特征表现为江心(2018年为7.54±20.04ind./100m3, 2019年为13.15±25.49 ind./100 m3)＞南岸(2018年为6.20±7.92 ind./100 m3,2019年为9.25±14.12 ind./100 m3)＞北岸(2018年为3.07±4.71 ind./100 m3,2019年为7.00±11.65 ind./100 m3),垂直分布特征表现为中下层高于表层.该研究中获取的鱼卵在河流中的分布特征可为宜昌产卵场定位和产卵规模估算等提供数据支撑.     

城市群多要素外向联系网络结构——基于长江中游城市群-长江经济带的实证

大数据分析已成为新时期理解城市网络的关键.基于交通、信息大数据,通过SNA、SSI、Modularity等方法分析长江中游城市群外向联系网络结构及影响因素,结果显示:(1)空间异质性明显,极化作用突出.普铁网络形成以周边城市为主的"π"型空间联系格局,高铁网络廊道效应显著,呈现以沪昆、汉沪蓉高铁为轴线的侧"V"型联系格局,信息网络形成以武汉、长沙、南昌为核心向外放射状空间联系格局.SSI均小于0.1,空间极化效应明显.(2)拓扑结构上,普铁、信息网络单核结构显著,高铁网络双核结构突出,综合网络显现多核结构.(3)社区结构上,普铁和高铁网络社区结构明显,信息和综合网络未形成明显的社区结构.(4)城市规模对长江中游城市群外向联系网络发挥关键作用,地理距离、行政等级以及城市职能也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长江中游西部地区洪水灾害的历史演变——人文因素与当前趋势

探讨了近3000年来长江中游西部洪水灾害发展的人文因素。古代（3000—700aBP）人口较少,多择地势高的岗地居住,只有少数沿江城市需要堤防保护;长江干流洪水可多处分道散流,所携带泥沙导致云梦泽解体消亡。自宋代开始,低地筑垸围湖,与水争地,但九穴十三口畅通,洪水灾害不严重。明代（700—450a B P）几乎完全堵塞了荆江北流的穴口,荆北大堤联成一体,但堤防薄弱,出现过30次决口成灾。清代以来,随着人口激增,与水争地矛盾加剧,堤防加高培厚,使荆江河道洪水位大幅度上升,溃堤和溃坝洪水灾害较明代成倍出现。同时,历代的“舍南保北”政策迫使长江干流大洪水中过半水量与泥沙向南泄入洞庭湖,曾使洞庭湖面积扩至6000km^2,以后洞庭湖迅速淤积萎缩。1949至1985年间,人口又一次迅速增长,进一步加强围湖垦殖,大量通江湖泊面积萎缩。除1954和1998年那样人所共知的严重洪水灾害外,内涝渍水灾害也非常严重,人类与洪水的矛盾达到了顶点。改革开放后,尤其是三峡大坝的修建,极大地改变了长江中游的水文情势,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迅猛发展,农村人口压力减轻,而21世纪初期降水相对较少,因此当前相当一段时间长江中游洪水灾害大为缓和。应抓住时机,总结经验,在人地和谐的现代水科学技术理念指导下,制定21世纪前半期,特别是2020年前的长江水利和水资源发展规划,促使人与洪水和谐共处。     

根治污染问题还需寻求机制创新

今年入夏以来太湖、滇池、巢湖的蓝藻接连暴发,我国进入了水污染密集爆发阶段。7月初,环保总局对黄河、淮河、海河流域及长江安徽段水环境污染严重的6市2县5个工业园区实施"流域限批",暂停除污染防治和循环经济类以外所有建设项目的环评审批,同时对38家企业进行"挂牌督办"。今天,首批解禁地区和单位取得了阶段性的整改效果,因此,环保总局公布"解禁名单",也算是善始善终。     

淮河侧畔话安科

在安徽省中北部的淮河两岸，坐落着两座以煤炭生产经营为主的特大型能源企业一一横跨淮南、阜阳两市的淮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横跨淮北、宿州、毫州三市的淮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这两家隔河相望的特大型煤炭企业，不仅为华中、华东广大地区提供着丰富、优质的能源，也在用先进的理念、创新的技术和人性化的管理，开拓着煤炭企业的安全生产之路。     

长江中游地区水资源产业化开发研究

长江中游地区对丰富的水资源进行产业化开发可实现振兴经济的目的,其中售水、水电、水运、水域农业和水上旅游业是主要开发领域。水资源产业化开发的利益关系由合理的收费与价格体系进行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