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山区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及协调发展分析——以云南省德宏州为例

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是区域资源开发利用与经济发展战略决策及其规划的基础依据。当前学界对此进行了大量评价研究,评价指标方面尽管数量众多,但往往对资源环境内涵和制约因子考虑较少或者不够全面,指标与国土规划（或区域规划）衔接较少,同时其指标处理上常常只是简单地对系统做黑箱处理,缺乏对两个系统内部作用机制、协调发展状况的研究。论文以地处我国西南边疆山区的云南省德宏州为例,对德宏州及所辖5个县（市）资源环境承载力进行评价,并对资源环境承载力9个子系统的作用机制和协调发展状况进行评价分析。结果表明：1）德宏州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区域差异较大,芒市、盈江县和陇川县为高等承载力,瑞丽市为中等承载力,梁河县为低等承载力,具体而言资源承载力大小排序为芒市>盈江县>陇川县>瑞丽市>梁河县,环境承载力大小排序为芒市>盈江县>陇川县>瑞丽市>梁河县;2）限制性分析结果显示,瑞丽市为耕地-矿产资源限制型,芒市和陇川县为矿产-地质环境限制型,梁河县为耕地-城镇建设限制型,盈江县为水环境-地质环境限制型;3）资源环境系统存在较大耦合关系,尤其是城镇建设用地系统与地质环境系统、森林资源系统与大气环境系统、水资源系统与水环境系统、矿产资源系统与大气环境系统等协调度均大于0.96,且各县（市）资源环境子系统间的协调度均高于0.98。     

典型流域土地利用/覆被变化及对水质的影响--以太湖上游浙江西苕溪流域为例

利用1985、1995和20D0年的TM数据及水质资料，运用GIS和水质指数法研究西苔溪流域的土地利用／覆被变化及其水环境效应。结果表明：流域内耕地不断减少，建设用地持续扩大，林地前期减少后期缓慢增加；林地和耕地是流域内的主要土地利用类型，二者面积之和占流域面积的比例在三个时段均在92％以上；空间集中性及斑块碎化是土地利用空间格局变化的主要表现，建设用地斑块数量增多且斑块面积明显增大，饼地面积减少但斑块数量增多。研究时段内流域水质在时间上呈逐步恶化趋势，在空间上则表现为自上游至下游逐渐下降，其中，1996-2000年，研究河段内水质指数下降幅度达30％左右；只治理点污染源仅使水质指数增加6．5％左右，表明影响水质的主要因素是土地利用变化导致的面源污染。     

基于PSR模型的三峡库区生态经济区土地生态安全评价

针对三峡库区生态经济区土地资源的特点及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基于PSR框架模型的发展,构建了一套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权赋权法确定权重,运用土地生态安全综合模型,对该区域2003~2006年的土地生态安全综合指数进行了计算.结果表明,区域土地生态安全综合指数由2003年的0.134(敏感级)升高至2006年的0.269(临界安全级),整体生态安全状态呈好转趋势,土地所受的生态压力整体上有所加大.现有土地生态安全状况的改善主要依赖于对现有土地生态问题的治理.现阶段土地的生态压力依然严峻.对2003~2006年的土地生态安全变化进行分析显示,土地生态安全综合状况已进入快速改善阶段.     

气温变化对西南山区流域森林水文效应影响的模拟

为了揭示气温变化对西南山区流域森林水文效应的影响,用生物物理/动态植被模型SSiB4/TRIFFID与流域地形指数水文模型TOPMODEL的耦合模型SSiB4T/TRIFFID模拟了西南山区长江上游梭磨河流域森林水文效应对气温变化的响应,分析了气温变化对植被不同演替阶段的流域总径流和总蒸发以及冠层截流蒸发、植被蒸腾和土壤蒸发的影响。结果表明,（1）梭磨河流域森林（常绿针叶林）蒸腾与草和灌木差异小,森林蒸腾潜热比草和灌木仅高1~4 W.m-2,森林冠层截留蒸发高于草和灌木,但土壤蒸发明显低于草和灌木覆盖,森林覆盖流域总蒸发低于草和灌木覆盖甚至低于裸土蒸发,因此增加了流域总径流量,但森林增加径流的作用随土壤蒸发的减小而减小。（2）气温减小1℃将通过减小森林冠层截留蒸发和蒸腾而使森林增加流域总径流量的作用增加;相反,气温增加将增加森林冠层截留蒸发和蒸腾而使森林增加总径流量的作用减小。（3）当温度增加4℃,由于森林总蒸发较草和灌木明显增加,对于较高的土壤蒸发,森林增加总径流量的作用已不明显;对于较低的土壤蒸发,森林减小了流域总径流量。     

太湖西苕溪流域地表水、地下水硝酸盐污染特征及来源

为探寻西苕溪流域地下水中NO₃--N的污染来源,对西苕溪流域地表水、地下水体的NO₃--N污染状况进行了调查,并结合水化学与NO₃--N同位素对其来源进行解析. 结果显示,西苕溪流域地表水的ρ(NO₃--N)为1.07～3.45 mg/L,ρ(NO₂--N)为0.15～0.35 mg/L;地下水中ρ(NO₃--N)为3.24～15.31 mg/L,平均值达9.26 mg/L. 下游地区地下水的ρ(NO₂--N)较高(0.26～4.25 mg/L),平均值达3.00 mg/L. ρ(NO₃-)与ρ(Cl-)的关系显示,西苕溪地表水、地下水存在比较稳定的NO₃--N输入来源. NO₃--N同位素分析结果显示,地表水的δ15N为7.0‰～16.7‰,说明上游NO₃--N主要来源于土壤有机氮的矿化,中下游则主要受到农业施用化肥与人类生活污水二者的共同影响;地下水的δ15N为14.3‰～27.1‰,说明调查区域内的地下水受人畜粪便和生活污水的影响可能更为强烈,另外,地下水中存在的反硝化作用也是造成地下水δ15N增高的原因.      

首都生态经济区的提出及其战略构想

北京具有强大的综合创新优势,有条件、有必要在实现经济体系高效性与生态系统稳定性上做出表率,大力开展首都生态经济区的建设。论文介绍了我国生态经济区建设的相关理论和实践情况,深入分析了建设首都生态经济区的可行性。在此基础上以北京的7个山区(县)作为建设范围,以"两山、五河、七组团"为空间结构,以"一区、三基地、一平台"为框架性目标,努力建设首都生态经济区。最后,文章提出了建设首都生态经济区的战略构想,即以准确的区域功能定位和科学的规划为前提,以维护首都生态安全为基础,在沟域经济等山区发展理论的指导和支撑下,构建涵盖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业的生态经济体系,将首都山区打造成为经济高效、环境友好、宜业宜居宜游的生态经济区。     

成渝经济区河流表层沉积物中多溴联苯醚的分布特征

在成渝经济区内采集了19个表层沉积物样品,采用GC/MS方法对其中的PBDEs(Polybrominated Diphenyl Ethers,多溴联苯醚)进行了检测. 结果表明,沉积物中w(ΣPBDEs)(ΣPBDEs包括BDE-1,BDE-15,BDE-17,BDE-28,BDE-47,BDE-66,BDE-71,BDE-85,BDE-99,BDE-100,BDE-126,BDE-138,BDE-153,BDE-154,BDE-166,BDE-181,BDE-183和BDE-190)为0.20～6.45 ng/g,w(BDE-209)为0.44～6.29 ng/g. 与其他地区相比,成渝经济区内PBDEs的污染水平相对较低, 大部分样品中的PBDEs以BDE-209为主,说明成渝经济区河流沉积物中的PBDEs主要来自十溴联苯醚; 但PBDEs的组成特征显示,彭山岷江大桥沉积物中的PBDEs主要来自五溴联苯醚,而官渡沉积物中的PBDEs主要来自八溴联苯醚. 此外,一些以往工作较少关注的PBDEs单体,如BDE-1,BDE-15,BDE-181和BDE-190等,不但在沉积物中的检出率较高(均高于70%),而且有的含量也相对较高.      

浙江西苕溪水环境容量模型与参数灵敏度分析

针对浙江西苕溪河月流量丰枯悬殊较大、流速小、存在倒流的特点,建立了零维反复流水环境容量模型.以水功能区为基础划分计算单元,选取频率P=50%、75%、90%和近10年最枯月流量为设计水文条件,分别计算了西苕溪CODCr、氨氮、总氮、总磷的水环境容量值;对模型参数进行了蒙特卡罗模拟分析,95%置信水平下,CODcr环境容量置信区间为[17982 t/a,45489 t/a],氨氮为[493t/a,1624t/a],总氮为[435 t/a,1332t/a],总磷为[20t/a,147t/a];模拟结果给了流量、降解系数不确定条件下水环境容量的所有可能值,为决策者提供了更全面的信息.参数灵敏度分析结果表明,各站流量对各污染物环境容量均最敏感,方差贡献占73.3%~99.1%,而降解系数中除k2对CODCr具有一定影响外,其余影响最小,说明计算水环境容量时,选择合适的设计流量极为重要.     

基于GIS与RS的生态环境质量监测与评价方法探讨——以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为例

科学地进行生态环境监测和评价,对维护生态平衡、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作为国家战略建设区,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促进其经济稳定发展的保障.基于GIS、RS技术,综合分析生物、植被、土壤等因素,利用AHP构建生态环境评价体系,通过ArcGIS平台构建生态环境监测与评价模型;提取各评价指标,计算研究区EQI值,获得其生态环境质量及空间分布规律,为研究区生态环境质量监测提供技术决策支持.     

重庆三峡库区生态经济区县域经济发展空间差异分析

经济发展可决定一个地区资源配置的空间分布和发展格局,探究经济发展空间差异及影响因素可为区域发展规划、发展政策制定提供重要参考。以重庆三峡库区生态经济区县域为评价单元,建立经济发展水平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法,计算各县域的经济发展水平综合得分值,将其划分为最高、较高、中等、较低和最低5个等级,进而运用多元变量回归分析探究经济发展空间差异的显著影响因素。研究表明:该区经济发展水平具有明显的空间差异性,总体趋势为自西向东逐渐降低。地形、区位及交通3者是造成经济发展空间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在远离重庆主城区、海拔高、坡度大的山区,交通通达性已成为制约县域经济发展的瓶颈因素。因而,要缩小经济发展差距,促进各县域协调发展,应首要解决交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