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绿色经济发展和机制政策创新研究

通过绿色转型创造新的发展和就业机会对于摆脱经济危机、提升国家竞争力并占据全球制高点和领先地位已经成为全球共识。中国的绿色经济发展将对其未来经济繁荣乃至全球经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绿色发展,这不仅是中华民族长远发展的战略性选择和必然需要,也是对全球可持续发展的积极贡献,将对人类发展产生的重要影响。中国正逐步走向绿色发展之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发展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已经为中国的绿色发展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但是在全球化大背景下,中国正面临各种规模庞大、情况复杂的经济发展、社会转变与环境保护的挑战与机遇,尤其是在宏观层面,绿色发展的体制机制保障尚不健全,制约了中国绿色转型的成效。如何通过恰当的制度创新,进一步推进转型成本效率的提高和体制机制与政策法规质量的改善,加快并深化中国的绿色转型是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本文针对上述问题,系统归纳总结了国际上发展绿色经济的普遍经验以及中国发展绿色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挑战,认为发展绿色经济目前并没有一种通用的模式,解决中国发展绿色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资源环境制约,必须调整现行以GDP为导向的政府和官员绩效考核体系,平衡目前财政分权体系中财权和事权不对应问题,进一步明确政府和市场的作用及各自起作用的领域,同时,综合应用法律、财政、税收和价格等工具,重视不同手段的综合和协同运用,在不同的发展领域,提出具有适应性和包容性的发展策略,具体来说:①实施"差异化"区域绿色发展战略,针对不同的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基础,提出不同的发展重点,同时,建立分区域的绿色发展监测和评估体系;②通过技术进步和管理创新发展绿色农业,以保障农产品安全、生态安全和资源安全为重点,推动农业发展政策、农业生产组织、农业技术服务和农业管理体系的转型;③以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为基本原则,实施绿色创新战略,引导和推动工业结构的优化升级;④创建绿色服务业体系;⑤推行绿色消费模式,以绿色消费倒逼绿色经济转型。     

包容性增长中人的全面发展的评价

本文系统地阐述了理论界对人的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不同观点,并基于现有包容性增长观的理论基础,根据经济增长对人的包容的评价维度,综合考虑了人的经济发展环境、人的社会发展环境、人的生态环境、人口素质和人的生活质量五大要素来构建指标体系。通过上述5个方面30个指标,基于因子分析法建立人的全面发展综合评价模型,对我国2004-2009年的人的全面发展情况进行评价。研究结果表明:我国2004-2009年人的全面发展状况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且增幅也逐年递增,这表明随着人的全面发展的速度加快,人的全面发展状况越来越好。结合主成分分析解析获得人的全面发展的两个主因子,分别为外部因子(25个指标)与内部因子(5个指标),两个子因子的累积方差贡献率达到87.890%,其中外部因子的贡献率为76.202%,内部因子的贡献率为11.688%。这说明,在决定人的全面发展水平的诸多因素中,外部要素和内部要素是两大主要因素,且前者的影响力大于后者。分析外部因子与内部因子的年际变化规律可知外部要素是正面因素,起着积极的作用,而内部因素则不然。说明我国人的发展存在以外延发展为主,内涵发展不足的现象。综上,文章针对内涵发展不足提出政策建议,以期通过关注人的生活质量、发展潜能和幸福指数,最终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资源环境约束下的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研究

现有对于资源环境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主要是在经济增长数量分析的框架下展开分析,而很少从经济增长质量分析的框架入手进行考察。经济增长质量是指经济增长内在的性质与规律,具体包括经济增长的结构、经济增长的稳定性、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以及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代价四个维度。当资源利用效率不断提高和生态环境代价逐渐降低时,经济增长质量都将会得到提高。本文从经济增长质量视角出发,采用国际规范的逻辑实证主义分析方法,以中国经济转型时期的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资源环境代价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的关系进行理论研究与实证考察。研究表明:模型的估计结果与理论研究的结论是一致的,中国经济转型期资源环境代价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因此,在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的背景下,在经济增长数量不断扩张的同时,还需要不断改进经济增长的资源利用效率和生态环境代价,要实现经济增长的数量与质量的统一,追求中国经济发展的长期可持续性。     

Population Growth, Available Resources, and Quality of Life： China＇s Post-Reform Economic Development

Two opposing intellectual traditions and their contem- porary developments regarding the relations among population, available resources, and quality of life as reflected in economic growth are reviewe...     

岸边社区精明增长理论对中国沿岸城市发展的启示

2009年9月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依据精明增长原则提出了岸边社区精明增长理论及十大要素,与以往精明增长理论相比,它更多地融入了"水"因子的影响.对于每一个岸边社区来说,"水"因子的存在既是机遇又是挑战.根据岸边社区精明增长理论及要素制定的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可以有效降低岸边社区特有自然灾害对其产生的影响,提高基础设施的利用效率并减少城市发展、经济发展对生态环境的损害.不仅生效予新兴岸边牡区,对于陷入经济发展麻烦具有较长历史的岸边社区也能够提供一个打破瓶颈的发展机遇.通过实践证明,这些要素更加适用于伴水而生的城市发展,能为岸边社区发展指出明路,帮助人们发更好地理解可持续发展的意义.岸边杜区精明增长理论在我国同样具有很强的适用性,凭借它在可持续发展应用方面的优势、在激活经济同时保护生态环境方面的独特性,其理论、方法与技术的融合能够有助于实现岸边社区的多元化目标,从而为我国沿岸城市发展提供启示.     

基于空间计量经济学的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分析

本文采用空间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对我国各省份的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各省份的碳排放在空间分布上表现出一定的空间正自相关性,碳排放量最高的省份多处于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如以北京为中心的环渤海地区,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地区和以广东为核心的珠三角地区,而次之的是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如中部的山西、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和西南地区;我国各省份的碳排放在空间分布上存在一定的空间集群效应,如环渤海地区就表现出高碳排放的空间集群效应,而西部地区的西藏、新疆、甘肃、青海却表现出低碳排放的空间集群效应.经济增长与碳排放呈现出正相关关系,高碳排放的地区多处于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而低碳排放的地区多处于经济落后的内陆地区;我国目前的经济增长对碳排放的依赖性较强,经济增长对碳排放的弹性系数约为0.8左右,说明在未来的短时间内很难实行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     

协调中国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冲突的路径研究——基于环境退化成本的分析

选取我国1990-2009年相关数据,首先对环境遥化成本进行估计,发现我国环境退化成本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而水污染、空气污染是导致环境退化成本产生的主要原因.其次,以环境退化成本作为污染指标,结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特征,并以能否有效地将污染指标降低到相对较低的水平,作为政策路径选择的标准,分析协调我国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冲突的路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在不考虑政策因素的影响下,我国目前国内生产总值水平仍处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拐点的左端,经济持续增长有可能导致环境状况进一步恶化;多项环境治理政策的同步实施,致使个别政策出现低效率甚至是无效率;在当前产出水平条件下,既要保证经济平稳增长,又要降低环境退化成本,政策路径的选择首先应注重产业结构的调整,适当保持第二产业比重,但在发展第三产业的过程中,应加大对污染企业的监管与治理,其次是调整国际贸易进出口比例,积极扩大出口,而采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与加大污染治理投资等政策在我国现阶段均不能有效降低环境退化成本.     

包容性区域创新体系研究

实现包容性增长是中国未来发展的必然选择,其关键在于为长期处于社会网络边缘的贫困人群提供平等参与的机会.包容性创新充分利用贫困人群中蕴藏的巨大消费、生产、创业潜力,既为企业带来难以模仿的竞争优势,又让穷人参与到价值创造的过程中,帮助其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但包容性创新活动面临着市场信息匮乏、知识和技能不足、制度体系不完善、基础设施落后、金融服务欠缺等特殊挑战,需要包容性区域创新体系为其提供支撑.包容性区域创新体系由创新主体子系统、创新支撑子系统、创新环境子系统三个子系统构成,在技术选择、改进与扩散,当地信息获取,知识传播和吸收,信任合作关系确立等方面发挥作用,并为包容性创新活动提供完善的基础设施,教育与培训体系,健全有效的制度环境以及必要的金融服务.为构建一个以消除贫困为导向的包容性区域创新体系,政府需要从提供有益于包容性创新的制度框架,消除包容性创新面临的特有障碍,提高包容性区域创新提供的效率与扩散范围以及增加贫困群体能力等四个方面入手.     

基于面板数据的土地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浙江省为例

采用生产函数与面板数据回归模型相结合的研究手段,以地处经济发达地区的浙江省为实证研究区域对土地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定量的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就规模效应而言,浙江省的经济增长处于规模报酬不变的发展阶段;(2)浙江省经济增长对劳动力要素的投入最为敏感,其中土地要素、劳动力要素和资本要素增加1个单位的投入量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为 0.247 3、0.538 5 和 0.321 6;（3）固定资产投入在研究期间是浙江省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其贡献率达到6823%,而劳动力要素与土地要素则分别为2346%和625%;(4)浙江省土地利用不够集约,在研究期间土地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能被资本要素与劳动力要素有效替代,而劳动力要素则难以被资本投入与土地投入有效替代,劳动集约型产业应该成为浙江省未来发展方向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