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新常态下环境保护综合名录工作的定位与重点探究

本文分析总结了环保新常态下面临的环保新形势,对环境管理转型提出的新要求,认为在环境管理模式由污染控制导向向质量改善导向转变,环境管理思路由注重行政许可、事前审批、指标分配向注重事中事后监管、市场自治、社会共治转变的背景下,现有环境管理制度体系整体与政策手段个体的覆盖主体、切入界面、作用机制、内在逻辑等基础理论问题需要再审视,制度架构顶层设计和分工体系需要再完善。在此背景和趋势下,本文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深入探析了名录工具和产品主体在环境管理中的特性与作用,认为产品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同时承载功能流、价值流和资源环境流的流通载体,也是制定差别化环境监管政策与市场监管政策、建立跨主体环境成本合理分担机制的最恰当主体,以此为基础,清晰界定了环境管理系统化、科学化、法制化、精细化、信息化转型要求下环保综合名录的本质特征、基本定位和潜力方向,并提出了综合名录工作下一阶段的重点任务。     

塔里木油田钻完井液环保处理技术研究

文章分别对水基磺化钻完井液和高密度柴油基钻完井液的环保处理技术进行了研究评价,对高温氧化、化学絮凝+机械脱水、生物修复等三类环保处理技术及工艺进行的研究表明,对水基磺化钻完井液产生的作业废物,3种方法中高温氧化处理技术处理效果稳定,COD去除率最高;化学絮凝+机械脱水工艺对COD去除效果不理想;生物处理工艺处理效果不能达到GB 8978—1996《污水综合排放标准》的二级标准,不适合于塔里木油田气候环境。对于油基钻完井液产生的作业废物,基于萃取脱附的LRET脱附技术处理后固相含油量小于1%,回收油全部回用作为配置油基钻井液的基油,处理效果稳定,处理后含油钻屑的含油量小于1%,达到DB 23/T 1413—2010《油田含油污泥综合利用污染控制标准》要求。     

大庆油田井下环保作业模式的建立与完善

大庆油田从污染源头抓起,针对整个井下作业流程中存在的环保问题,建立了污油污水不落地的清洁环保作业模式,通过原井管柱污染防治、起下过程废液收集、管柱内防喷、高压油水井带压作业等新型技术的研发和应用,有效地抑制了井下作业过程中环境污染问题的发生。文章对新型清洁环保作业模式进行了阐述,介绍了所研发新型环保技术的工艺特点及应用效果;并基于油田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平衡和谐发展,对未来环保作业技术研究方向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开放经济、环保财政支出与污染治理——来自中国省级与行业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首先按照各省环保财政支出占GDP比重与按主成分分析法计算的地方环境污染物排放综合指数的排名情况把中国30个省份分成两个区域,区域1环保财政支出污染治理效应较强,区域2环保财政支出污染治理效应较弱。区域1包括北京、海南等14个省市,区域2包括天津、上海等16个省市。其次基于2007—2014年中国省级和行业面板数据,分析开放经济、环保财政支出对污染治理的影响。最后借鉴门限回归模型检验开放经济是否存在环保财政支出与污染治理的门槛效应。结果显示:(1)环境污染物排放存在区域差异和行业差异,区域1呈现出开放程度和污染物排放双低的特征,而区域2则表现为双高特征。制造业、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污染物排放较高,采掘业污染物排放年均增长速度最快。(2)样本期内省级和行业面板数据均表明开放经济与环境污染物排放显著负相关,对外开放不是助推环境污染的原因。(3)中国环保财政支出与环境污染物排放显著负相关,环保财政支出具有显著的污染治理效应。(4)开放经济对环保财政支出的污染治理效应具有门槛效应,当进口和出口贸易总额高于门槛值-1.221、-1.016时环保财政支出的污染治理效应很难发挥。(5)以进、出口贸易总额为门槛变量时,有107个观测值低于门槛值,占总观测值的44.58%,其中有59个位于区域1,占55.14%。鉴于此应继续加大环境保护财政支出,进一步提升环保财政专项支出在GDP中所占比重,保持适度的对外开放,优化能源消费结构和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全面改善环境质量,提升开放经济下环保财政支出的污染治理效应。     

强“波特假说”存在产业异质性吗?——基于产业碳密集程度细分的视角

强"波特假说"认为严格而恰当的环境规制政策将使企业的生产效率呈现先降后升的趋势,为验证强"波特假说"及其产业异质性,首先建立产业碳密集指数,将工业部门36个细分行业划分为高碳密集产业、中碳密集产业和低碳密集产业;接着运用方向性距离函数测算2003—2014年细分行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系统"GMM"估计方法验证三个细分行业的环境规制强度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第一,样本期间内,高碳密集产业的环境规制强度远远高于中低碳密集产业,这表明高碳密集产业一直是产业节能减排的重点对象,而碳排放情况较为严重的中碳密集产业则为"被遗忘的角落";第二,强"波特假说"在工业部门内存在产业异质性,高碳密集产业和中碳密集产业的环境规制强度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U"型关系,而在低碳密集产业中两者则呈倒"U"型关系;第三,相对于高碳密集产业,中碳密集产业因环境规制强度较容易跨越"U"型拐点而具有较大的减排空间,低碳密集产业在达到"U"型拐点之前,环境规制为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动力。本文研究结论蕴含如下的政策建议:根据产业的碳密集程度实施针对性的环境规制政策,持续加强中碳密集产业的环境规制力度,适度加强低碳密集产业的环境规制强度,高碳密集产业需根据不同阶段的经济水平设计具有针对性的环境规制政策,逐渐将三类产业的"遵循成本"效应转化为"创新补偿"效应,实现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双赢。     

产业精准扶贫作用机制研究

在精准扶贫的国家战略下,产业扶贫被赋予了新的内涵,承担起贫困户的"造血"功能,成为精准扶贫的核心,本文将其概括为"产业精准扶贫"。与已有研究不同,文章以产业精准扶贫与传统产业扶贫的区别以及产业精准扶贫怎样发挥作用这一科学问题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了实地观察法、问卷调查法和深度访谈法,从微观尺度研究产业精准扶贫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1)与传统产业扶贫停留在村一级或者大户层面不同,产业精准扶贫将产业透过村庄到农户,而且与贫困户的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有机地结合起来。(2)产业精准扶贫作用机制是通过利益相关方共同对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进行匹配的过程。产业精准扶贫突显了贫困户的主体性作用,着重强调贫困户自身拥有的土地、劳动力要素的参与,真正建构了多主体、多要素参与的长效机制。(3)产业精准扶贫是一个共同参与的过程。农户或是入股、务工或是自己发展产业,积极参与到农业生产中,通过政府引导、企业管理、村两委参与,促进贫困户参与在生产过程中,就产业过程中的事项达成共识,促进了贫困户的公民精神培育、实用技术掌握和思想观念转变。(4)产业精准扶贫是实现贫困人口增收发展的有效路径,但仍需注意风险防患。扶贫信息发布、帮扶单位责任人等扶贫利益相关者的组织和传播,为企业和社会资本进入贫困村奠定基础,但是,也相应地增加了产品销售问题和产业自然灾害的风险,产业贴补和金融扶持政策的稳定性也会影响产业精准扶贫的运行和成效。因此,要相应地加强对扶贫产业风险的预警,规避和降低产业扶贫风险。     

京津冀旅游产业协同发展水平测度与整合路径研究CSSCI

以协同学理论为指导,构建旅游产业协同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和协同度测量模型,对京津冀旅游产业协同发展水平和整合路径问题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京津冀旅游产业的协同发展处于初级阶段;按照协同度的正负、峰值和变化程度可以将京津冀地区13个城市划分为四类;京津冀旅游产业整合路径有外部整合和内部整合,其中外部应注重对法制环境、政策环境、社会环境和认知环境的整合,内部则需做好旅游企业、旅游产品、旅游市场和旅游营销的整合工作。     

全国政协委员建议:通过立法促进我国再生资源产业健康发展

<正>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对节能减排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同时,因管理不当,再生资源非法拆解利用所造成的区域性环境污染触目惊心,也有一些流向非法从业者,造成严重的社会治安和环境污染问题。对此,全国政协委员,农工党中央常委、广东省主委,广东省政协副秘书长马光瑜认为,可借鉴日本的做法,通过立法使再生资源管理成为全社会的法定责任,促进我国再生资源产业健康发展。马光瑜委员查阅了大量资料,作了一番调研,由于近期缺乏类似统计资料,他以2008年广东统计数字为例作说明:广东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行业大会暨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技能大赛邀请函

<正>中再电字[2015]4号各相关单位:《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基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自2012年7月执行以来,通过有效的规划管理、有序的资金征补方式,有效遏制了小作坊式私拆导致严重污染环境的行为,扶植了一批规范的赶超国际水平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环保企业。在国际环保事业热情高涨、国内环保压力巨大、情况紧迫的大环境下,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基金的制定与运转为我国环保处理电子垃圾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     

泛长三角产业发展与环境污染的空间关联性研究

基于2003-2010年产业和环境数据,运用区域重心、地理集中指数等方法,探讨泛长三角地区产业发展与环境污染重心演变特征及其空间分布格局,并构建双变量空间自相关模型,揭示产业集聚与环境污染的空间关联性。结果表明:①泛长三角地区产业发展与环境污染重心均位于几何重心的东北方向,两者重心轨迹均朝西南方向移动,其中环境污染重心移动的速度和规模远远高于产业发展重心的移动,两者的轨迹演变趋势存在着一定耦合关系;②产业发展与环境污染地理集中度的空间分布均呈现东高西低格局,其中地区间产业发展极化程度下降明显,不均衡性趋于减缓;而环境污染极化程度无显著变化,地区间差异仍比较显著;③根据产业集聚与污染格局的空间关联程度,将泛长三角地区划分为高集聚—高污染、高集聚—低污染、低集聚—高污染、低集聚—低污染四种类型区。本研究可从空间效应角度为产业转型—转移与环境污染之间关联机理探讨提供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