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市某居民区典型场所微生物气溶胶调查及健康风险评价

为了解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后居民区微生物气溶胶分布特征及风险状况,以成熟社区——常青花园居民区为例对典型场所的微生物气溶胶分布及风险进行了评估.利用Andersen-6级空气微生物采样器于2020年10-12月对该居民区6处典型场所进行采样,通过平板菌落计数法监测微生物气溶胶浓度,采用《中国人群暴露参数手册（成人卷）》对采样点的暴露风险进行了评估.结果表明:①采样点微生物气溶胶浓度表现为生鲜市场>地下停车场>美食街>中心篮球场>中心广场>绿地亭.②不同场所细菌及真菌气溶胶浓度存在差异,细菌及真菌气溶胶最高浓度分别在生鲜市场[（1 525.32±1 311.31）CFU/m3]和美食街[（1 296.82±113.84）CFU/m3].③以典型场所空气微生物气溶胶浓度作为评价标准,中心篮球场、绿地亭和中心广场空气较为清洁,生鲜市场及地下停车场为轻微污染,美食街为轻度污染.④典型场所微生物气溶胶中值粒径均小于4.7 μm,表明微生物气溶胶容易进入人体下呼吸道,易引起居民下呼吸道感染.⑤10-12月,典型场所HQ（hazard quotient,危险系数）值均小于1,表明常青花园居民区受微生物气溶胶暴露的健康风险较小.研究显示,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下,常青花园居民区空气状况良好,符合后疫情时代对卫生条件的要求.      

苏南地区城镇化对水环境的胁迫效应

由于城镇规模的不断扩大,小城镇的非点源污染和生活污水污染负荷日益增加。在苏南工业化推动下的城镇化过程中,对水环境的影响具有污染物浓度大、排放集中的特点。市郊小城镇河网水质急剧恶化,已成为新的水环境污染载体,使水体环境容量下降。城镇化过程中水体环境的措施有实施生态工程与环境工程、加强城镇化过程中的环境规划与管理、鼓励非农业人口向重点城镇集聚。     

土壤有机质的环境效应

土壤有机质环境效应的研究已成为土壤学、环境学和地球化学等领域的热点方向之一。土壤有机质分解过程对全球 CO_2的贡献,土壤有机质对岩石圈和生物圈的作用,土壤有机质对被污染土壤的净化作用等越来越被国内外学者重视。本文阐述了土壤有机质对土壤生态系统中金属元素和有机污染物的作用和重要性。     

农户生计韧性驱动机理及其生计环境效应

农户生计发展面临诸多风险,增强其抵御内外部风险的韧性对于稳定扶贫成果,促进乡村振兴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韧性评估框架,从生计资产、农业交流和学习、适应能力、社会安全网、基本服务可及性5个维度构建农户生计韧性测度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以湖北大别山区七里坪镇开展实证研究,以302份农户调研数据为研究样本探索农户生计韧性的驱动机理及其生态环境效应。结果表明：(1)农户生计韧性整体处于中高水平,与各维度存在共生关系,呈梯度渐进增长态势,其中适应能力是农户生计韧性的短板。(2)健康状况、劳动力数量、信息获取渠道、地方性社团或组织、农户与村民关系、集体事务参与程度、村干部工作满意度和规章制度运行情况是影响农户生计韧性的关键因素。(3)农户生计行为的环境负外部性随农户生计韧性增加而增大。对此,应提高农户适应能力,从多维度增强生计韧性并降低农户生计的生态环境成本,以有效促进农户生计和生态可持续发展。     

杭州城市土壤重金属的化学形态及环境效应

通过对杭州城市土壤重金属异常中Hg、Cd、Pb、Zn、Cu采用改进的连续浸提实验进行形态分析结果表明,表层土壤中Hg以残渣态和强有机态为主,Cd以铁锰氧化态、弱有机结合态、残渣态和离子交换态为主,Pb、Zn、Cu以残渣态、弱有机结合态和铁锰氧化态为主.相比之下,Cd与Cu的活性组分分别为最高和次高,部分蔬菜样品中重金属含量超标,对该地区农产品的安全已构成威胁.研究发现,上述重金属除与地质背景、土壤理化性质有关外,与人类经济活动关系尤为密切.     

多因素驱动下的中国城市环境效应分析——基于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

城市化是深刻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重大社会工程,也是在世界范围内具有一定普遍规律的发展现象,我国多年来快速的城市化取得了积极成效,也积累了严重的环境问题。本研究从经济发展与环境压力的国内外研究出发,以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利用调整过的STIRPAT模型,分析这些城市2004—2013年工业SO_2排放强度、工业废水排放强度和工业烟(粉)尘排放强度的驱动因素,结果显示:(1)产业结构调整会产生显著的环境效应,第二产业产值占比对工业污染物排放强度有显著的拉动作用,虽然现阶段我国大多数城市的产业结构向合理化趋势发展,但部分城市仍过分倚重第二产业对经济的拉动,资源消耗大、环境污染严重;(2)城市人口密度与空间规模扩张,使不同规模、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城市间出现了"污染转移"现象;(3)我国城市成为外资企业"污染避难所"的问题并不突出,外资企业对工业烟(粉)尘排放相关产业部门降低排放强度有显著的正环境效应;(4)在一定的城市规模区间内,城市规模对工业污染物排放强度有显著影响;(5)285个城市中,大多数城市的工业污染物排放强度的EKC曲线拐点可能已经到来且处于曲线下降阶段,污染反弹的可能性不大,但污染物排放强度拐点的到来并不意味着环境质量改善的拐点也到来。因此,需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为城市化发展滞后地区留足发展的生态资本,通过强化环保总体规划、明确生态红线和城市增长边界,合理布局城市产业结构、提高城市土地集约化程度引进绿色资本、实施差异化评估考核等方式推动城市绿色可持续发展。     

“西电东送”环境减排效应研究

本研究定量分析了"西电东送"的环境减排效应,依据燃煤火电的各类排放物的排放因子,计算出"西电东送"各类排放物的减排量及其环境价值。其中,对于CO2的减排研究提出了两种计算方法。从低碳经济角度,重点评估了"西电东送"累积的CO2减排额在国际碳交易市场上的价值。根据未来电力规划,对CO2的减排效应进行预测。通过计算"西电东送"CO2减排额,客观上论证了"西电东送"水电大规模的开发利用已产生了的CO2减排项目,即CDM。伴随着能源资源的地理空间位移,能源、环境、经济利益在云南、贵州、广西、广东四省区之间重新配置。"西是东送"在其能源地理空间的配置过程中不仅在协调东西部区域发展上发挥作用,而且在能源输出区、输入区之间就能源、环境、经济、社会发展确立了中国式的清洁发展机制。     

上海城市地貌形变的生态环境效应及应对策略

地貌环境与城市化相互关系是城市自然地理学研究的核心,从城市地貌学角度分析了上海城市地貌特点和地貌形变过程,探讨了城市地貌形变与城市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城市地貌形变引起的一系列生态环境效应,如城市防汛压力增大、地面积水愈加严重、城市河流淤积加厚、城市植被生境趋于单一等。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三大应对策略:(1)在黄浦江下游河口尽早修建挡潮闸;(2)沿黄浦江、苏州河修建生态防汛墙;(3)及时进行城市规划调整,在再城市化过程中合理规划城市水面率和城市蓝线宽度,依据地貌形变的强弱来增加负地形(河流、湖泊)的比例,使已经损失的地面标高得到一定的补偿。上海只有充分重视城市地貌特点才能走上安全、健康、持续的城市发展道路。     

江苏省快速城镇化的资源环境影响及压力测算研究

通过测算江苏省城镇化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引起的资源消耗与环境污染物产排放变化量,分析城镇化发展的边际资源环境效应。结果表明,1996年—2010年期间,城镇化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带来的城镇生活用水量、城镇生活污水排放量、COD产生量、NH3-N产生量、NOx排放量、CO2排放量、垃圾产生量仍呈上升趋势,而城镇化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带来的COD、NH3-N排放量和SO2排放量由"十五"的增加逐步转为"十一五"的减少。提出,江苏省应选择有特色的城镇化发展道路,合理把握城镇化发展速度和节奏,重视城镇化发展质量,促进城镇与环境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