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国家灾害经济的特点、成因及对策

发展中国家人口众多,经济技术落后,酱稀缺,抗灾能力低,防灾意识不强,加多不合理经济活动对环境的过度干预以及发达国家转嫁环境灾害和社会危机,致使发展中国家产生灾害的潜在因素日益增加,灾害的成灾损失越来越严重,灾害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与经济因素对灾害的影响都在日益加深,形成恶性循环。本文从经济学角度提出了防灾减灾就采取的主要对策。     

基于碳减排目标的省域碳生态补偿研究

基于低碳社会背景和碳减排目标,通过构建生态补偿理论框架,设定补偿模式、衡量准则、标准和补偿系数,建立了省域横向碳生态补偿模型,并对各省份进行了量化实证。结果表明:(1) 2015年,各省(除云南外)碳排放均大于碳吸收量,净碳排放总量达274. 60×103万t;(2)碳排放水平在空间分布上呈从东至西递减的态势,而各省碳汇是造成地均碳排放和建设用地地均碳排放空间分布差异的主要原因;(3)区内14省超出生态补偿阈值2 635. 30万t,以最适补偿水平需支付163. 00亿元,16省未达到生态补偿阈值,可获补偿91. 11亿元;(4)受经济发展水平、生态资源本底、碳排放目标强度等因素影响,生态补偿结果与经济发展水平呈空间同质,整体呈"东付西补"的分布状态。最后从构建以中央为主导的生态补偿模式、建立碳收支账户和完善多样化补偿方式等角度对省域横向碳生态补偿制度的建设提出了建议,以求为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参考。     

长江经济带生态—经济—社会系统协调发展时空分异及驱动机制

推动生态—经济—社会(EES)系统协调发展是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核心需求,通过构建EES系统协调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协调发展、ESDA和面板数据模型,测度分析了2000～2016年长江经济带地级以上行政单元EES系统协调发展的时空分异特征及驱动机制。结果表明:(1)EES系统协调发展呈上升趋势且区域差异逐渐缩小,但整体发展水平较低,中度失调型占据发展类型主体,空间上形成"东北高、西南低"的发展格局,高协调区位于长三角及中西部省会等核心城市;(2)EES系统协调发展呈"等级化"特征,协调度由高到低呈"金字塔"型分布,呈"集群化"特征,城市群内城市协调度整体较高;协调度区域差异特征显著,下游优于中上游,沿江城市优于非沿江城市;(3)EES系统协调发展呈现较强的正向空间自相关,热点区域H-H型集中,冷点区域L-L型较多,局域关联与冷热点空间格局总体表现出沿海优于内陆、下游优于中上游的分异特征;(4)EES系统协调发展时空格局是EES子系统发展、自然区位、战略与政策、空间邻近效应等因素综合驱动形成的结果。     

公共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以长江经济带为例

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为基础,将公共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引入经济增长模型,采用空间面板数据模型效应分析研究方法,利用长江经济带2003~2016年统计数据,考察了不同类型的公共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在不同时期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1）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空间依赖特征,2008年之后空间依赖程度及其显著度逐渐下降。（2）不同类型的公共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效应存在明显区别。能源基础设施资本存量显著地促进了全域经济增长,总效应为0.515;交通基础设施资本存量显著拉动本地经济增长,直接效应为 0.067 8,间接效应不明显;水利环境基础设施资本存量抑制本地经济增长,拉动邻接地区经济增长,直接效应为 -0.047 3,间接效应为0.165。（3）在不同时期,随着公共基础设施资本存量的不断累积,其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效应发生了明显变化。在2003~2008年时间段和2009~2016年时间段,能源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效应由正转负,表明其存量已经越过了最佳投资规模,出现了规模不经济现象;交通和水利环境类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在两个时间段的对比表明其对于经济增长的空间效应随着投资量的增加逐渐加强。     

油气田钻修井HSE监督“4.0”建设的探索

将工业"4.0"的理念融入到油气田钻修井HSE监督体系建设中,借助现代化电子信息手段,如通过施工现场的电子监控设备,进行远程实时监控;通过软件、程序和网络,将检查标准、发现问题进行上传,便于监督人员对标检查、受检单位第一时间了解存在的隐患问题,并安排隐患整改;同时按专业、工序及工况将问题自动分析统计,找出重复问题,更加有针对性的进行安全监督和管理。最终实现全方位、实时监督,使员工行为、生产的每个环节等全面受控,实现零事故、零伤害的目的。     

非金属制承压设备标准体系研究

本文从非金属制承压设备产品的应用角度出发,将非金属设备分为塑料制、玻璃钢制、石墨制、搪玻璃制和衬里制五类。通过列举出五类非金属制承压设备产品的相关标准,指出现有标准存在范围交叉、概念不清、重复制定的现象。提出产品和服务标准依据市场和创新的需要下放至团体标准;相关标委会等标准管理部门要管少、管好、管到位;最后,形成由政府和学会组织制定相应的标准体系框架,并在整个标准框架的约束下有序制定相关标准。构建非金属承压设备标准体系有助于非金属制承压设备标准论述保持一致更好地进行标准推广,为制造商、客户和检测人员提供一套交流的统一的交流语言,引导标准制定方面更加系统、完善的统一管理标准制修订工作,进一步完善、补充非金属制承压设备系列标准。有助于规范非金属制压力容器标准框架的制定,提高并规范本专业内的系列标准。     

点点绿色染童心——安徽省马鞍山市新工房小学环境教育工作纪实

正安徽省马鞍山市新工房小学以"践行节能减排,创建绿色学校"活动为载体,以绿色课题研究为引领,以环保实践活动为突破口,建立统领全校的绿色育人体系,扎实开展环境教育工作,取得了不少成绩。2006年,该校被评为市级绿色学校,2011年获得安徽省绿色学校荣誉称号。同年,参加了由环保部宣教中心举办的"全国校园节能减排优秀案例评选活动",获节能减排优秀案例全国一等奖。绿色管理建章立制安徽省马鞍山市新工房小学始建于1960年,校     

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动力及其作用途径

以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动力作为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动力,本文采用1989-2013年4组省际面板数据经由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实证估计了10个动力因素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贡献水平与作用途径。研究发现:技术创新水平、市场化水平、人力资本存量水平、异质性企业集聚水平和对外开放度的综合指数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回归估计系数分别为0.575 7,0.212 5,0.136 8,0.064 4和0.018,表明技术创新、市场化改革、人力资本积累、异质性企业集聚和对外开放是促进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直接动力因素。进一步的研究结果显示:技术创新和异质性企业集聚通过提高前沿技术进步率和生产效率变化率以及规模报酬收益率途径,市场化改革通过提高前沿技术进步率途径,人力资本积累与对外开放通过提高前沿技术进步率和规模报酬收益率途径,促进了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虽然产业结构变迁、城市化、基础设施建设、区域经济政策实施和金融发展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表现为负向或拖累作用,但是,产业结构变迁与城市化能够提高前沿技术进步率,基础设施建设和区域经济政策能够提高规模报酬收益率,金融发展能够提高生产效率增长率和规模报酬收益率,这5项动力因素对促进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正向贡献有待提高。依据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尽快攻克制约生产率增长的核心技术,统筹考虑产业结构升级、城市化、基础设施建设和区域经济政策实施以及加快金融领域改革等政策建议,以期加快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进程。     

中国环境质量拐点:基于EKC的实证判断

促进环境质量改善是"十三五"时期实现绿色发展和最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和任务。随着经济进入新常态和环境治理政策的强势推进,中国环境质量是否已经跨越峰值和进入持续改善的通道?本文基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这一理论工具,依据环境统计数据和国际经验事实判断中国是否到达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拐点和具备促使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的经济特征。首先,应用中国各省份1998—2013年的面板数据,对人均收入水平与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的关系进行回归拟合发现,人均烟粉尘排放自1998年以来持续下降,人均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均在"十二五"中前期到达峰值。大部分东部省份已经越过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拐点,但环境质量改善仍然缓慢。多数中部省份处于峰值阶段,而西部省份大都处于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恶化的矛盾阶段。其次,基于污染物排放的驱动因素框架,将中国当前的经济特征与美、日、韩三国跨越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拐点的经验进行比较,结论表明中国目前已基本具备了跨越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拐点的经济驱动条件,但是相对滞后的城镇化进程将会导致污染物排放峰值的扁平化和波动性。以主要污染物排放在2014年的基础上削减30%—40%作为环境质量全面改善的转折点判断,中国环境质量将在2025年左右趋于全面改善。最后,为了促进环境质量全面改善,认为应该根据各地区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形势的不同,实施差别化环境治理政策。同时积极防范新一轮城镇化过程中的环境风险,进一步强化区域环境污染的协同治理。     

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空间非均衡及动态演进

研究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地区差距以及内部动态分布特征对于制定农业现代化发展的相关政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1997-2013年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构建了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进而采用熵权综合指数法测算出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数,同时借助Dagum基尼系数和Markov链估计方法对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地区差距及其分布动态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到如下结论:1Dagum基尼系数及分解结果表明,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总体差距在样本考察期内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演变趋势。从三大地区来看,东部地区内差距呈现出上升趋势,而中部和西部地区内差距则呈现出下降趋势。地区间差距是造成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空间非均衡的首要原因,并且其对总体差距的贡献率呈波动上升趋势;地区内差距对总体差距的贡献率变化较小,而超变密度对总体差距的贡献率呈现出先上升、再下降的演变趋势。2Markov链分析表明,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状态流动性较低。从整体来看,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存在较为明显的上升趋势,并且农业现代化发展的低水平省份将逐步减少,总体向中等以上水平发展。针对本文实证结果,由此得到如下政策建议:首先,加大国家对西部地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引导农业科技人才回归;其次,加强区域间农业现代化发展全方位的交流与合作,发挥省区之间的协同效应;最后,因地制宜,充分利用资源禀赋,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