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源涵养型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功能评价:以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为例

为实现资源合理开发利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以三都县为例,结合三都县实际情况构建包括2个准则层、5个要素层、9个指标层的生态功能评价指标体系,利用RS技术从遥感影像上提取评价指标数据,结合GIS技术与生态功能区功能状况指数(FEI)模型评价三都县生态功能状况。研究结果表明:三都县生态环境质量总评价值为65.33,生态环境状况整体呈现良好趋势,但各个乡镇生态环境质量不一。全县存在生态保护红线面积少(仅占全县国土面积29.83%),污染物浓度接近超标状态等生态环境问题。针对三都县水源涵养功能定位,未来发展应加大水源涵养能力与水土保持能力的保护力度,因地制宜地科学制定产业准入负面清单,提高产业准入门槛。     

洞庭湖表层沉积物中重金属污染评价与分析

为了解综合治理后洞庭湖表层沉积物中重金属的分布及污染程度,2015年12月对洞庭湖沅江市南嘴等31个点位采集0~20 cm沉积物,测定了沉积物中Cu、Pb、Zn、Cr、Cd、As、Hg的含量,基于地积累指数法和潜在生态风险指数法对沉积物中重金属的污染状况进行了分析与评价。结果表明,洞庭湖重金属污染有所改善,但仍比较严重,以Cd最为严重,其次是Pb和As,且三大湖区重金属污染程度顺序为南洞庭湖>东洞庭湖>西洞庭湖;地积累指数法显示洞庭湖表层沉积物中7种重金属元素的污染程度顺序为Cd>Pb>As>Zn>Cu=Cr>Hg;潜在生态风险指数法显示洞庭湖表层沉积物中7种重金属元素的潜在生态风险因子的大小顺序为Cd>Hg>As>Pb>Cu>Zn=Cr。对洞庭湖沉积物中重金属的分布及来源分析发现,湘江、沅江、资江入口为重金属Cd污染最严重的3个点位,Cd主要来源于湘江、资江、沅江;Pb含量最高的点位为东洞庭湖龙口村,达到138.7 mg/kg,为工业企业集中区;Hg含量最高的点位依次为沅水入口、目平湖中与南,Hg的污染分别主要来源于沅水和周边27家污染企业;As含量最高的点位依次为澧水入口、湘江入口、资水入口和大通湖渔场内湖,说明澧水、湘江、资水给洞庭湖带来了As的污染,而大通湖渔场内湖的As来源于附近工农业污染。因此,治理湘江、沅江、资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是控制洞庭湖Cd、Pb、As和Hg污染的重点途径。研究结果为洞庭湖水资源保护与有效利用、经济可持续发展及合理规划提供了指导作用。     

钱塘江沉积物重金属污染源解析及生态风险评价

在钱塘江(杭州段)水系的13个采样点采集沉积物样品,分析重金属(Zn、Cr、Cd、Cu、Pb、As、Mn和Fe)的来源并进行了生态风险评价。结果显示,各重金属的浓度平均分别为:Zn 223.76 mg/kg,Cr 73.16 mg/kg,Cd 2.50 mg/kg,Cu 103.73 mg/kg,Pb 46.58mg/kg、As 11.91 mg/kg、Mn 736.4 mg/kg、Fe 2.71×10~4mg/kg。除Mn、Fe以外,其他6种重金属平均含量均超出世界沉积物中重金属的背景值。相关性分析,主成份分析和聚类分析结果显示,Cr、Pb、Cu、As、Zn和Cd主要来源是工业废水排放和化石燃料燃烧。Mn和Fe主要来源是自然环境。地积累指数结果显示各重金属污染程度排序:Cd>Cu>Pb>Zn>As>Cr>Mn>Fe,其中Zn,Pb和As的污染程度为1级(轻度污染),Cu的污染程度为2级(偏中度污染),Cd的污染程度为4级(偏重污染)。单因子潜在生态风险指数结果显示各重金属对生态风险构成危害的顺序为Cd>Cu>As>Pb>Zn>Cr,综合潜在生态风险指数等级显示为强生态风险。人类活动特别是工业生产是造成钱塘江底泥污染的主要原因。     

辽河三角洲地区土地利用及生态服务价值变化研究

以辽河三角洲地区为例,利用修正的生态服务价值当量因子表结合服务价值评估方法,分析了3个时期土地利用格局时空动态变化特征及其服务价值变化状况。结果表明:研究区土地利用以水田为主,占56.76%,其次为湿地和建设用地,分别占15.29%和14.77%,3种土地利用类型占总面积的86.82%;1986~2000年土地利用格局变化较大,而2000~2010年土地利用格局变化程度较小,两个时段内建设用地面积都稳步增加,湿地面积均逐渐下降;研究区土地利用服务的总价值逐年减少,湿地服务价值对总服务价值的贡献度最大,占总服务价值的60%以上。     

基于细化保护需求的保护地空间管制技术研究——以中国国家公园体制建设为目标

我国国家公园体制建设存在难点:在土地权属大多不属于政府、试点区内原住民众多的情况下,须获得有效管理权并保障保护和实现公益功能必须的资金供给.基于对自然保护区功能区划、管理等方面典型问题的分析,提出了一条以在空间上细化保护需求为特点的保护地空间分区管制技术路线:以“生态系统服务”衡量国家公园这种保护地类型如何实现“保护为主,全民公益性优先”,从生态系统完整性,特别是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的角度提出对重点保护对象状态进行空间等级划分,在具体的空间小区制定保护需求清单,并配套环境地役权制度以使空间细化管制能落地.这一方法可以应用于国家公园的空间规划、功能分区及对应的管理制度设计.     

引滦入津上下游横向生态补偿机制试点进展与建议

实施生态保护补偿是调动各方积极性、保护好生态环境的重要手段,是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本研究首先对引滦入津工程生态补偿的背景、津冀两省市协议内容、考核目标、实施进展、取得的成效进行了概述;并针对生态补偿实施中存在的资金缺口较大、库区脱贫攻坚任务艰巨、生态补偿协同机制有待完善等问题提出建议:提高补偿标准,建立多元化生态保护补偿方式;结合精准脱贫和生态脱贫,建立长效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创新生态保护补偿政策协同机制,健全配套制度体系。     

OECD国家环境政策费用效益分析实践经验及启示

本文系统分析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成员国环境费用效益分析实践最新进展,总结了欧盟、美国、英国等国家和区域的环境政策费用效益分析最新实践进展和经验,指出OECD国家基本建立了一套环境政策费用效益分析体系,并用于环境决策进程,有助于提升环境政策的科学性和可行性.认为我国推进环境政策费用效益分析制度建设需要进行相关立法建设,制定实施有关导则、指南,强化数据信息支撑,建立专家与公众充分参与和透明化的机制,建立科学合理的方法学体系和系统规范的评估框架,积极推进第三方评估等.     

生态资产评价:存量、质量与价值

生态资产与其他自然资源资产并列或镶嵌式分布于一个区域,为当地或其他区域提供生态服务。生态资产监管、资源有偿使用、生态补偿、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与责任追究以及自然资源负债表编制等迫切需要对生态资产的存量、质量和价值做出充分的评估。本文基于生态资产属性,对一般区域和城市区域的生态资产进行类型的划分,指出构建生态资产评价的指标体系需遵循以现有自然资源环境统计和核算体系为基础,注重存量、质量、价值并重,存量与流量并重,注重可操作性。得出生态资产增值的基本途径为:生态资源资产化,生态资产资本化,生态资本可交易化。     

生态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的路径分析

本文介绍了生态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的时代背景,以浙江省丽水市推进生态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为例,分析得出更好推进生态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的主要路径:顺应自然发展;考虑市场需求;充分利用原有的产业基础;提升媒体宣介能力;加大招商引智力度;健全体制机制和政策导向;改善交通基础设施;与美丽乡村、特色小镇和县域经济发展、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建设结合起来。     

绿色金融支持“一带一路”建设与发展的路径研究

通过借鉴绿色基础设施投融资实践的国际经验,分析了绿色金融如何支持"一带一路"的建设与发展,认为各国政府首先要建立和完善绿色金融的顶层设计;拓宽"一带一路"框架下绿色资金的投融资渠道;建立多元化、多层次的投融资工具体系;"一带一路"绿色投融资的落脚点要放在绿色产业"走出去"和绿色基础设施建设上;做好"一带一路"建设与发展中绿色投融资的环境风险管理;培养绿色意识和责任投资者,形成绿色金融支持"一带一路"建设与发展的持久源泉和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