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体制全面改革的“四然”问题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问题导向性、目标适应性、统筹兼顾性,既是现实的环境问题所迫,也是生态文明理论和建设目标的内在要求。近两年来,为了促进生态文明体制的全面改革,中央发布了《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等系列文件。其中,《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因对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作出全面部署,理论性和实践性相结合,科学性和民主性相结合,制度规范与考核评价相结合,成为统帅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系列改革文件在治理理念、治理策略、治理主体、治理结构、治理依据、治理方法、治理功能和治理体系的运转方面,逻辑自洽,提出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十三五"时期,要使改革的措施和要求落地生根,须在营造氛围和措施的具体推进方面,开展相关的工作。     

加快推进重大政策和重大项目落地,确保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解读

当前我国环境形势仍十分严峻,"十三五"期间要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需要"硬制度""硬项目"和"硬投入"。文章结合《"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对其中的重大改革制度政策创新和重大工程项目安排以及资金投入渠道等进行了深入分析解读,提出为确保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必须积极推动重大改革政策的实施,加快推进重大项目的落地,加大环保资金的投入,优化环保资金渠道。     

北京与津冀之间隐性土地资源流动研究

京津冀区域面临着严重的资源紧缺、生态环境恶化和发展失衡的问题,亟需制定科学合理的区域合作新机制。京津冀之间紧密的产品贸易背后隐藏的土地资源流动情况可以为新机制的建立提供科学支撑。这种隐性土地资源的流通情况可以用生态足迹来表征。因此,本研究主要运用京津冀三省市之间的投入产出矩阵来计算北京与津冀之间的生态足迹转入和转出量,并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北京的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周边津冀生态生产性土地资源的支撑,尤其是河北的农用地资源,包括耕地、林地和水产养殖用地。从生态贸易类型来看,2002年和2007年,就北京和河北之间生态足迹流通情况而言,北京是净生态输入型,属于"贸易逆差";河北是净生态输出型,属于"贸易顺差"。2007年北京对津冀生态资源的使用量比2002年有所下降。总体而言,北京对河北生态生产性土地资源的消耗对河北的生态压力不大,其中,水产养殖用地的生态压力最大,2007年水产养殖净流量占河北水产养殖土地的54.27%。2002年北京对天津生态生产性土地资源的依赖加大了天津的生态压力,林业用地和水产养殖用地的净流出量分别是天津相应承载土地面积的4.96倍和3.57倍;2007年,北京对天津生态土地资源利用程度降低,随之,北京对天津生态生产性土地资源的压力变小。尽管2007年与2002年相比,北京对河北生态生产性土地的消耗量降低了,但是,由于河北土地利用结构的变化影响着北京和区域的可利用的土地资源质量和生态环境质量,国家和北京应该帮助河北保护其土地资源,尤其是河北东南部的农田资源在区域中承担着重要的绿色隔离作用,应该受到严格的保护。此外,京津冀区域应该制定整体空间开发战略,加强土地资源保护力度,合理布局产业结构,构建生态安全格局。     

三峡库区消落带水淹初期主要优势草本植物生态位变化特征

根据三峡库区初期水位涨落情况,以空间代替时间法,连续两年对典型消落带区域地上植被进行调查,通过计算生态位宽度和生态位重叠来分析不同水淹时间下优势草本植物生态位的变化特征。结果表明,一年水淹区段在未水淹时,植物生态位宽度普遍较窄,此时生态位明显特化,而第二年水淹极大的增加了适应干湿变化的物种的优势度。水淹前生态位重叠值大于0.5的只有12对,小于0.2种对为189对,其中生态位重叠值为零的为103对;水淹后生态位重叠值大于0.5的有24对,小于0.2种对为53对,其中生态位重叠值为零的为6对,说明生境由干燥到湿润的变化,对湿润环境相对适应的物种存活,优势植物生态位重叠明显增加。经两年水淹区段中,第一年以毛马唐的生态位宽度最高,其余17种物种生态位宽度小于0.2的物种占优势物种的61%,第二年以雾水葛和鳢肠的生态位宽度较大,其余15种物种生态位宽度小于0.2的物种占优势物种的50%,共同出现的物种仅有8种。生态位重叠值大于0.5的种对由5对上升到17对,生态位重叠值为零的种对由10对减低到2对,说明连续水淹产生更加均一的生境类型,对资源要求相似的物种是增加的。     

湖北省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时空动态研究

研究湖北省内部可持续发展的趋势,以2005年、2010年、2013年统计数据为基础,应用生态足迹分析法核算湖北省17个市(州、林区)在三个时间节点的生态足迹与生态承载力,对各地区生态足迹和生态盈亏状况从时间和空间上进行动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湖北省17个市(州、林区)的总生态足迹和人均生态足迹呈迅速增长趋势,其中中部地区增长最快;2005年生态赤字最为严重的地区集中于以武汉为代表的中东部,2013年生态赤字最为严重的地区集中于中西部,生态赤字空间分布的重心逐渐由东部向西部转移;6种生态生产性土地增长速度由快到慢依次是建筑用地、化石能源、草地、水域、林地和耕地,其中潜江、恩施、天门、仙桃、黄冈等地建筑用地生态足迹增速最快,十堰、鄂州、黄石、荆州、荆门等地则是水域生态足迹增速最快,草地、水域、化石能源用地和耕地的生态足迹增长共同决定各地区人均生态足迹的变化趋势。     

土地利用生态服务价值指标体系评估结果比较研究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越来越受到学术界关注。针对当前生态服务价值评估方法、指标体系和评估效果较多的实践,通过文献归纳,对国内外土地利用生态服务价值评价方法、指标体系及其系数进行了梳理、分类和评价,将指标体系分为Costanza和谢高地两大类,并将谢高地指标体系分为价值当量、价值系数和区域修正。以辽宁省2005、2010年土地利用数据为案例,运用Costanza价值系数、谢高地两个版本价值当量、两个版本价值系数的区域修正,分别核算了案例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及变化,并比较评价结果。研究得出Costanza价值系数应用于中国实践时评估结果显得偏低,谢高地2002版的价值当量和2002版的价值系数区域修正结果最接近平均值,相对较为可取,2007版的价值系数区域修正评估结果也较为接近均值但略低,2007版的价值当量评估结果总体偏高。研究结果有利于指导土地利用生态服务价值评估指标体系选取。     

生态福利绩效视角下的上海市可持续发展评价研究

资源与环境约束加剧的大背景下,在"生态门槛"内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可持续发展模式是未来城市发展的必然选择。从生态福利绩效视角出发,选取人均生态足迹和人类发展指数构建城市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DEA方法计算二者的投入产出效率,对上海市1999~2012年可持续发展水平进行多维度、动态化的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上海市人类发展指数、人均生态足迹与经济发展同步增长,但人均生态足迹水平大于生态承载能力,处于严重"生态赤字"状态,并不断恶化;2上海市多数年份的生态福利绩效处于DEA无效状态,且2005年以来进入规模收益递减通道。最后提出政策建议。     

长江中游城市群经济与生态成本空间演化模式分析

综合运用变异系数、泰尔指数及ESDA-GIS多种方法,在充分考虑传统经济影响因子的基础上,尝试引入经济发展生态成本指标,分析长江中游城市群经济综合发展水平与生态成本的空间匹配及演化模式。研究表明:经济综合发展水平高低聚集特征明显,空间极化现象是导致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主要原因;生态成本空间集聚现象以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为主,且呈现出高高集聚减少、低低集聚增多的现象,生态成本消耗有所改善;2001~2012年长江中游城市群市域经济综合发展水平与生态成本表现出越来越显著的差异化空间格局,呈现出由低经济综合发展水平-低生态成本过渡到高经济综合发展水平-高生态成本,进而发展到高经济综合发展水平-低生态成本的空间匹配模式的阶段性特征;高经济综合发展水平-高生态成本的经济发展模式仍在大部分城市中存在,经济与生态空间协调发展的潜力仍然很大。     

浙江省深入推进2009年生态环保工作

在浙江省委、省政府、环境保护部的正确领导下,在浙江省人大、政协、各地政府和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全省环保系统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应对经济形势急剧变化对环保工作带来的挑战,正确面对环保工作和队伍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统筹协调、克难攻坚,如期完成了年初预定的各项目标任务.     

川西盆周山地几种人工林的碳聚积效应研究

本文采用材积源生物量法和土壤剖面分析方法,以四川彭州为典型案例,对栽植17年的人工柳杉、杉木、水杉、桦木、桤木、喜树林的碳聚积效应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不同树种的生物量积累规律为:柳杉>桦木>喜树>水杉>杉木>桤木,每公顷柳杉、桦木、喜树、水杉、杉木、桤木的生物量分别为172t、162t、157t、126t、124t、111t.柳杉的生物量比桦木、喜树、水杉、杉木、桤木增加5.81%、8.72%、26.7%、27.9%、35.5%;不同树种的林分碳贮量为柳杉>桦木>喜树>水杉>杉木>桤木,柳杉、桦木、喜树、水杉、杉木、桤木林分的碳贮量分别为86.0、81.0、7＆5、63.0、62.0、55.5tC/hm2,表明柳杉比其它树种具有更强的生长能力和固碳能力;林下土壤的有机碳含量,在不同土层中的分布规律为:0～10cm>10～30cm>30～50cm>50～70cm,土壤有机碳集中分布于0～50cm土层内;不同树种林下土壤的碳贮量均高于同期的林分碳贮量,表明土壤碳库是林分碳库的补充和延续,且具有更大的固碳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