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不同生计类型的农户多维相对贫困测度与影响机理北大核心CSCDCSSCI

2020年后,中国农村绝对贫困彻底消除,但相对贫困问题仍将长期存在,且覆盖范围和贫困维度更广,致贫因素更复杂,将影响中国实现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目标。因此,文章基于多维相对贫困理论,从不同生计类型农户视角出发,以贵州省天柱县5 502户样本农户为研究对象,运用多维相对贫困测度模型、Dagum基尼系数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尝试划定多维相对贫困标准,识别不同生计类型相对贫困户,深度剖析致贫原因及影响机理。研究结果表明:(1)研究区不同生计类型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程度较深,差异性较大,其中外出务工型农户相对贫困程度较低,政府兜底型农户相对贫困程度较高。(2)运用Dagum基尼系数验证了以多维相对贫困指数中位数的60%识别研究区不同生计类型相对贫困户更具合理性,其中政府兜底型相对贫困发生率较高,达到56.00%,其次是传统务农型和兼业型农户,外出务工型农户相对贫困发生率较低,仅为2.46%。(3)不同生计类型相对贫困户影响因素差异较大,传统务农型相对贫困户主要以外源滞后型为主,外出务工型和政府兜底型相对贫困户主要以内生滞后型为主,而政府兜底型相对贫困户主要以内生外源滞后型为主。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文章提出构建“一个中心三个着力点”传统务农型相对贫困户治理模式“,双核心双动力”外出务工型相对贫困户治理模式“,N+1”兼业型相对贫困户治理模式和“三管齐下”政府兜底型相对贫困户治理模式。     

畜禽粪污集中处理模式中的三方演化博弈研究——基于规模差异与政府干预视角

作为环境污染治理的新举措,畜禽粪污集中处理中心虽然在高效处理粪污、提高资源利用质量、改善农村环境等方面发挥了显著作用,但是,其在运营中依然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如设备利用率低下、粪污未能得到有效收集、骗取补贴等。为了探讨上述运营困境的形成机理,本文从养殖规模差异化与政府干预视角出发,构建政府、养殖户与处理中心三方共同参与的演化博弈模型,并在不同情境下探讨三方策略选择的影响因素与演化路径。研究表明,当小规模养殖户占比较高时,处理中心会选择“投机”策略加以获利,反之,在粪污处理需求大的规模养殖地区,处理中心则倾向于“不投机”的稳定经营策略;虽然政府补贴对于养殖户选择“参与”策略具有促进作用,但是,对于小规模养殖户而言,仍有一定的概率选择“不参与”策略;政府需要综合考虑处理中心的预期收益、受奖惩力度等因素制定合理补贴范畴,若补贴过高且缺乏相应的监管机制,处理中心会为了谋求更多利益而采取“投机”策略;当处理中心投机行为较频繁时,政府需加大监管并提高惩罚力度,以维护畜禽粪污集中处理模式正常运作。     

长江禁捕典型省域渔民生态种养采纳意愿及其驱动路径研究

当前,构建以渔民生态种养为主的生计转型长效机制,确保渔民“稳得住,能致富”是政府部门和学术界共同关注的重点。本文基于“生计恢复力”理论构建了“缓冲—自组织—学习”三维分析框架,借助必要条件分析（NCA）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两种分析方法,从组态视角对长江退捕渔民生态种养采纳意愿的关键驱动条件、作用路径和潜在替代关系进行研究。研究发现：(1)NCA与QCA分析结果显示,单一条件无法形成渔民生态种养采纳意愿程度高的必要条件,但fsQCA组态分析显示,自组织能力尤其是对奖补惠及和政策新闻的关注能单独引致解释结果的产生。(2)渔民生态种养采纳意愿存在三种驱动路径,分别是自组织主导型、自组织—学习驱动型和缓冲—学习驱动型。同时,渔民生态种养采纳意愿存在三种抑制类型,分别是学习抑制型、自组织—学习抑制型及缓冲—自组织抑制型。(3)在特定条件下,自组织能力可以与其他两种能力的条件组合等效替代,以“殊途同归”的方式提升渔民生态种养采纳意愿。     

农户生计资本、家庭要素流动与农地流转参与

农地流转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然选择,从农户农地流转的内源与外源式约束出发,分析农户生计资本与要素流动决策对农地流转参与的影响,利用CFPS调查数据采用MVP模型实证检验了农户生计资本对农地流转的影响以及其他生计要素配置行为对农地流转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1)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与金融资本能够促进农地转入,抑制农地转出;人力资本会促进农户转出土地,抑制农地转入;社会资本对农地转入与转出均有正向影响.(2)自然与物质资本会抑制劳动力转移,而人力、金融与社会资本均促进农户劳动力转移;自然与社会资本抑制农户购买机械服务,而人力、物质与金融资本会促进农户购买机械服务.(3)农户农地流转行为除了受到自身生计资本的约束外,还受到家庭其他生计要素配置行为的影响,农户劳动力转移会促进农户转出农地,抑制农地转入;农户购买机械化服务会抑制农地转出,促进农户转入.最后,从健全农地流转管理服务体系,提高农户生计资本,完善相关要素市场等方面提出政策启示,以提高农地流转市场发育程度.     

脱贫旅游地农户生计风险感知及管理策略研究

生计风险及管理是可持续科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也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关键。本文以伏牛山区旅游脱贫县—栾川为案例地,使用农户调研数据,采用典型相关、logistic回归等方法,考察旅游农户风险及管理策略。结果发现：(1)后脱贫时代,旅游农户面临主要风险为市场竞争和市场需求的变化;(2)生计资产影响农户对长、短期风险的敏感性,并进一步对应于发展适应性和被动响应性风险管理策略;(3)生计风险与管理策略之间表现为特定压力—响应关系。研究的政策含义为：应强化知识、信息、心理等新兴资产建设;在增进农户与外部社会资本衔接的过程中,推动本地社会资本的复兴;对于高资产和低资产农户,应分别增进知识、就业信息的供给,以推动农户生计有序转型;通过社区旅游发展模式、政府支农政策等结构环境的创新,推动农户生产组织方式的企业化转型,是破解农户生计不确定性、增进农户生计可持续性的重要机制。     

喀斯特地区不同地貌下农户生计脆弱性影响因子评估:以贵州花江、撒拉溪研究区为例

基于558份农户调查问卷和可持续生计框架,运用多指标综合评价法和脆弱性评估模型,识别不同喀斯特地貌背景下的农户生计脆弱性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不同喀斯特地貌背景下农户生计脆弱性的影响因素具有一定的趋同性。(2)从不同喀斯特地貌区看,农户的生计脆弱性表现出显著差异性和逆向海拔梯度性,花江高原峡谷区的生计脆弱性明显高于撒拉溪高原山地区,花江高原峡谷区农户受自然资本和金融资本风险影响,具有极弱的风险抵御能力。(3)花江高原峡谷区农户的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社会资本与撒拉溪高原山地区农户的金融资本都具有减轻农户生计脆弱性的作用,而自然和社会的资本风险增加了花江高原峡谷区农户的生计脆弱性,人力与物质的资本风险则增加了撒拉溪高原山地区农户的生计脆弱性。在日益严峻的生态退化环境和生计胁迫下,保障金融资本、提高教育水平、扶持生计多样化经营活动和完善社会网络结构是这2类区域精准扶贫的主要方向。     

多重压力下重点生态功能区农户的生计适应性研究——以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为例

重点生态功能区对维护国家和区域生态安全至关重要,农户作为该区最主要的经济活动主体和最基本的生态环境保护单元,其对生计压力的适应性直接关系到重点生态功能区主体功能的发挥。本文以地处青藏高原东缘的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为例,基于入户调查数据,分析了农户的生计压力、适应能力及适应策略,并利用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探明了影响适应策略选择的关键因素。结果表明:①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有近90%的农户遭受多重生计压力的冲击,其中,“自然+社会+经济”型压力是该区农户面临最多的生计压力组合。②经济示范区农户的适应能力最高,恢复治理区次之,重点保护区最低;遭受“自然+社会”型压力冲击的农户适应能力最高,遭受“自然+社会+经济+政策”型压力冲击的农户适应能力最低。③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有87.45%的农户采取多种适应策略来应对生计压力,其中,选择“扩张+援助+收缩”型适应策略的农户占比最大。④自然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自然压力的严重程度和生计压力的多样化程度是影响适应策略的关键因素。鉴于此,政府应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拓宽农户增收渠道,建立多元化信贷机制,加强偏远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农户在面临生计压力时的适应能力,促进生计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生计框架下农户气候变化适应能力研究

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利用江苏,山东,四川,福建,江西5省754个样本的实际调查数据,采用多元的probit回归模型和养殖利润方程,从农户方面分析了当期的养殖利润,生计资本和生计策略的相互影响关系。分析结果表明,当期的养殖利润对生计策略没有显著影响,这说明养殖户采取应对策略具有滞后性;物质资本中的通用型资产,金融资本中的消费类资产对生计策略的影响为负,通用型资本的增加意味着养殖户的转移成本较小;消费类资产越多,农户可用于应对的风险的资金越少,因此这两者都会减少养殖户对生计策略的选择。而物质资本中与气象风险相关的专用型资本、金融资本中的储蓄类资产、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生计策略的影响为正;专用型资本越多,农户的沉淀成本越多;而储蓄类资产、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增加,农户应对风险的资源增加,故上述生计资本的增多会使得农户的适应性能力增强。而生计策略对当期养殖利润的影响受养殖规模的影响。因此要想提高农户在气候变化下的适应能力,政府就必须加强对其专用型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补贴,提高农户的受教育水平以及对规模化的养殖场进行政策补贴,税收减免等政策支持。     

政府减贫行为的动态效应——中国农村减贫问题的SVAR模型实证分析(1990-2008)

脱贫人口返贫率偏高是中国农村贫困问题的一个显著特征.这种客观现实要求我们,应该仔细考察农村贫困发生率、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对政府干预行为的跨期响应,从而动态地而不是静态地评价政府减贫行为绩效.本文将普惠式的农村农业发展政策与扶贫政策一起纳入减贫分析框架,构建一个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SVAR)模型,以弥补现有文献用多变量时间序列数据通过单方程模型回归分析的局限,从SVAR模型中获得结构冲击响应函数,动态地评价政府行为的减贫效应.实证分析表明,目前的政府行为,无论是普惠式的农村农业发展政策,还是瞄准贫困人口的扶贫政策,对农村贫困的政策干预都没有形成持久的影响,冲击响应衰减很快.为了降低脱贫人口返贫率,政府减贫政策的目标应定位于提升贫困人口的自身发展能力,扩展贫困人口参与经济增长的机会,使经济增长成为他们获取稳定收益的源泉.     

组织安全文化的动力初探——行为基础安全

80%以上的事故都是由不安全行为引发的,提高人的安全行为将会大大提高安全的业绩.从安全文化的概念出发,通过讨论几种典型的安全文化模式得出安全文化的3个基本要素:组织因素、个人因素、行为因素.随着现代科技进步和组织管理体系的不断完善,个人和行为因素越发凸现.通过对行为基础安全方法的阐述和分析,概括出了行为基础安全促进安全文化的原因.行为基础安全的引进和实施将会大大提高组织的业绩和安全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