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创视角下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经济韧性的影响研究——兼议传统金融竞争的门槛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为农业经济韧性水平提升指明新的方向,对保障农业现代化、实现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1—2021年中国31个省份面板数据,构建农业经济韧性综合水平指数,利用面板回归模型,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经济韧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显著增强农业经济韧性;分维度看,覆盖广度对农业经济韧性的促进作用最大,使用深度次之,数字化程度最小;分区域看,数字普惠金融对东部地区农业经济韧性的推动作用优于中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能通过促进农村创新、创业提升农业经济韧性水平;传统金融竞争在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农业经济韧性水平提升中存在门槛作用,传统金融竞争越激烈,对农业经济韧性水平的提升作用越强。未来应大力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因地制宜协调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提高农村地区创新、创业活力,引导传统金融良性竞争。     

天然磁黄铁矿吸附水中As(Ⅲ)的性能及机理

砷是地下水中最常见的污染物之一,过量摄入会严重危害人体健康.含铁矿物可以高效去除水中的As.以天然磁黄铁矿为As(Ⅲ)吸附剂,研究了吸附过程中的动力学、等温线和热力学,以及pH、无机阴离子对As(Ⅲ)吸附去除的影响.结果 表明:磁黄铁矿对As(Ⅲ)的吸附在48 h可达到平衡;吸附过程符合Langmuir等温模型,在As...     

无锡新吴区创新实施 企业“安全伙伴”监管模式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企业要形成自己的竞争优势,选择合适的供应商十分重要。为从源头上防范生产安全事故,无锡新吴区应急管理局创新监管模式,让企业和供应商结成“安全伙伴”,通过大企业带动小企业,从源头上引导上下游产业链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促进全行业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双提升”。     

浅谈爆破振动的控制措施

结合爆破振动的作用机理,分别对减少振源爆炸能量、干扰降振、阻断振动波传播途径、控制爆破规模、合理选择分段间隔时间等爆破振动主要控制措施进行了分析讨论。并根据实际施工情况分析了通过电子雷管实现干扰降振的减振效果,为类似工程提供借鉴作用。     

PEMFC电堆简易模拟器

当针对PEMFC电堆的能量转换及热特性,立足于PEMFC测试应用。采用电力电子技术实现动态电能及膜片电压生成;跟随物料平衡算法,可实时调节水、温及信号参量拟合,简述了一种PEMFC电堆简易模拟器实现。     

大气颗粒物中环境持久性自由基的电子顺磁共振检测方法

大气颗粒物中的环境持久性自由基具有强氧化性,参与大气中诸多化学反应,影响空气质量,进而影响人体健康,因此对其定性、定量检测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现阶段并没有成熟有效的分析检测方法.本文利用电子顺磁共振波谱仪,对比大气颗粒物的3种进样方式,建立了便捷、有效的大气颗粒物中环境持久性自由基检测方法.首先,配制不同标准物质(或溶液),确定仪器的最佳检测参数和大气颗粒物的最低响应浓度(或质量).然后,分别使用水洗脱法和有机溶剂提取法对大气颗粒物进行前处理,优化大气颗粒物的水洗脱和有机提取条件,对比大气颗粒物直接进样、水洗脱样和有机提取样的测定结果.最后,确定了上述3种进样方法的适用条件,即直接检测法适用于石英膜和Teflon膜样品,且操作简便,易于定量测定大气颗粒物中自由基的浓度;水洗脱法仅适用于Teflon膜样品,但需要已知颗粒物洗脱效率才能定量计算;有机溶剂提取法不能有效的提取的颗粒物上的自由基.     

长期缺氧吸磷驯化下强化生物除磷系统污泥除磷方式的转化

采用交替厌氧/缺氧/好氧运行的序批式活性污泥反应器(SBR),通过梯度投加电子受体NO_3~-,考察长期缺氧吸磷驯化下强化生物除磷(EBPR)系统的性能及除磷方式的转化。结果表明,当进水COD为300～450mg/L、PO_4~(3-)(以P计,下同)和氨氮分别为8、14mg/L时,驯化期间TN去除率均保持在75%以上,长期缺氧吸磷驯化对COD和氨氮的去除没有影响。硝态氮投加量为5mg/L时,EBPR系统因电子受体投加不足除磷性能迅速恶化,增加硝态氮投加量至10mg/L,经过近30d的恢复,缺氧吸磷率最高可达97.67%,进一步提高硝态氮投加量至15mg/L,系统内硝态氮的积累导致缺氧吸磷率下降。污泥吸磷小试结果表明,经缺氧吸磷驯化后,即使除磷性能欠佳的低浓度电子受体系统污泥也具有良好的反硝化吸磷能力,可见经NO_3~-长期驯化的缺氧吸磷系统有利于筛选以NO_3~-为电子受体的反硝化聚磷菌。     

“竞争申请制”:可持续发展政策试点与央地关系重构

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提出,开启了人类可持续发展领域最宏大的政策实验,也为开展国际视野的比较公共政策研究提供了难得机遇。执行SDGs及国家可持续发展政策需要处理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关系,而政策试点是协调这一关系的重要政策工具。已有文献对经济政策试点做了较充分的研究,然而对旨在实现经济、社会与环境协调的可持续发展政策试点,现有研究尚缺乏成型理论。在复杂央地关系格局下,对于需持续投入成本且成果难以界定的可持续发展政策试点,其具有怎样的不同于经济政策试点的机制?此外,众多西方学者将美国作为政策试点研究的制度基础并视其为“民主实验室”。然而,政策试点在以中国为代表的不同体制国家中同样存在,并以多样的机制发挥作用。那么,不同国家体制内的可持续发展政策试点又有哪些异同?政策试点影响下中国既有的央地关系发生了怎样的重构?对此,本文基于最典型案例原则,选取中国与美国响应SDGs分别开展的政策试点进行比较研究。笔者识别了不同体制下试点机制的异同,指出中国基于“竞争申请制”开展的可持续发展政策试点强化了中央部委与地方政府间关系,形成了地方官员的可持续发展激励,保障了政策试点的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