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发展规划(2011—2015)》向社会征求意见

近日,《河北省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发展规划(2011—2015)(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规划》公布,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规划》意见稿提出,到2015年,全省拆解企业拟增至13家,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拆解处理企业年处理总能力应达到13万t。从《规划》意见稿中得知,配合《河北省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河北省5年内将建立一个完善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和处理监管体系。到2015年,要建成覆盖全省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     

充分发挥基层防震减灾工作的作用 创新防震减灾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机制

2011年6月,中国地震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修济刚同志赴江苏省检查指导防震减灾工作,并在江苏省地震局有关同志的陪同下,对江苏省扬州市、连云港市、南通市的市县防震减灾工作开展调查研究,详细了解了市县防震减灾工作开展情况,以扬州市下辖县级市高邮市为典型,并与其他市县对比,深入剖析了抗震设防行政监管和地震安全农居服务推广机制,研究总结经验,提出了进一步加强工作的建议,为推进防震减灾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基于博弈论的非点源污染控制模型探讨

随着对工业和城市生活污水等点源污染治理能力的不断增强,农业非点源污染对水质环境的影响日益凸现.相对于点源污染,非点源污染发生的不确定时间、不确定途径、不确定量等特点给治理政策的制定带来很大难度.本文从著名的公地悲剧现象出发,着力从市场博弈及政府监督博弈两个模型分析非点源污染制造者之间的博弈格局,并提出以“集体表现”的形式对非点源污染进行管理和控制.市场博弈模型中以一定的排污削减目标为前提,确定以成本最优的原则进行点源-非点源排污权交易是可行且有效率的;而政府监督博弈模型的结果显示:合理的环境补贴和惩罚机制、政府对自身声誉及公众形象的重视及维护对非点源污染治理起正向促进作用.     

基于大数据监管平台的通信基站监督性监测技术模式

提出一种基于大数据监管平台的通信基站监督监测技术模式,利用大数据监管平台实现监督监测对象的自动筛选、开展线上全流程监测、自动分析比对监测结果,并将该技术模式用于2019年和2020年广东省10.5万个通信基站的监督监测。结果表明,通信基站备案基础信息的相符率为75.3%～98.6%;社会化监测机构关键点位电磁环境监测结果相符率为60.0%～92.3%。该结果可用于评估广东省通信基站建设单位备案的基础信息相符性结果和社会化监测机构监测质量。     

论机动车I/M制度的实现途径及其监管

本文依据法律规定和政策要求,创新性地提出采用登记制而非许可制,以市场化手段而非行政手段设立M站的途径和原则;给出I/M软件闭环管理的具体流程,并对M站设立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以及市场化条件下I站和M站的监管进行了讨论;最后介绍了芜湖市据此实施I/M制度所取得的成效.     

数字播报

<正>148件国家安全生产监管总局10月14日发布消息称,自8月全国集中开展以"六打六治"为重点的"打非治违"专项行动以来,追究刑事责任的严重非法违法行为148件。据统计,全国打击矿山企业无证开采、超越批准的矿区范围采矿行为,整治图纸造假、图实不符问题8 963起;打击危化品非法运输行为,整治无证经营、充装、运输,非法改装、认证,违法挂靠、外包,违规装载等问题2万2 289起。另外,全国打击无资质施工行     

读者之声

不要带血的GDP2010年第1期说长道短栏目《如何从11.21矿难中省思》一文,披露了世界各地媒体对黑龙江省新兴煤矿11.21特大瓦斯爆炸事故的强烈反响,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印象最深的当属香港《东方日报》所谓的带血的GDP的评论所指出的内     

环境保护从监管到治理的转变

在分析我国环境污染现状及成因的基础上,指出目前以环境监管为核心的环保观念和体制无法满足我国环境保护的需要,需转变环境保护观念、创新环境保护制度,构建多主体、多中心治理机制,多途径、多机制治理模式,提升治理能力,创新传统的环境监管思路,充分发挥新《环境保护法》的作用,培育企业环境保护能力,推动公众成为环境监管的重要力量。     

劳动保障监察应推行合作式执法模式

合作式行政执法将执法者与执法对象纳入合作关系，强调执法的事前性和主动性，承担了预警、协调和惩戒等多重功能。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劳动保障监察实现向合作式执法的适时转变，将有助于发展经济、服务企业和维护劳动者权益。     

投资机构环境责任研究

以生产企业为主体的企业环境责任制度将环境污染的预防和控制仅仅局限于生产和消费阶段,而投资机构对其资金注入的产业造成的环境破坏后果则无需承担任何环境责任。将投资机构纳入环境责任主体的范畴,恰当地对投资机构设定环境责任,此为实现环境正义的必然,亦是从根本上预防污染产生的重要制度保障。投资机构环境责任法律制度的构建是一个系统工程,它既需要投资机构转变经营理念和经营方式,也需要国家的监管、中介机构的辅助以及公众的积极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