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火灾烟流运动特性网络模型的求解收敛性

分析了运用网络模型模拟建筑火灾烟流的计算过程,通过总结影响网络模型求解精度及收敛性的关键因素,改进了原烟流预测软件对建筑物各开口的净、正、负质量流量的算法。改进后的模型消除了振荡效应,模拟结果曲线平滑稳定,实现了运用网络模型对多室建筑物烟流特性的模拟计算。     

单切口坝对稀性泥石流的拦砂性能——试验研究与比较分析

通过室内水槽试验,探讨了单切口坝对稀性泥石流的拦砂性能,并与梳子坝的试验结果进行了比较分析。初步得到：（1）单切口坝有全闭塞、部分闭塞和不闭塞3种闭塞类型。当切口宽度b与稀性泥石流中最大颗粒粒径dmax之比b／dmax≤0．394时,切口全闭塞;b／dmax≥1．478时,切口不闭塞;0．394〈b／dmax〈1．478时,切口为部分闭塞。（2）单切口坝在降低过坝泥石流密度变化量上,与梳子坝有相似规律。对单切口坝而言,b／dmax在0．394～0．739之间,过坝泥石流密度变化量随b／dmax增大而增大,在b／dmax=0．739时,过坝泥石流密度变化量达到最大,其后随着b／dmax的进一步增大,过坝泥石流密度变化量逐渐减小;在0．493≤b／dmax≤0．986之间,单切口坝降低过坝泥石流密度变化量较显著。（3）在相同的试验条件下,以过坝泥石流平均密度及其降低率为防治泥石流的效益指标,显示梳子坝与单切口坝的坝后平均密度的比值大多小于1,表明在相同的试验条件下梳子坝对稀性泥石流的防治效果较好。     

中国城市建设用地集聚对利用效率的影响:机理、空间效应与分群差异

为探究城市建设用地集聚对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的作用机理,文章基于2003—2017年中国27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多产出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测度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采用时间-空间双固定的空间杜宾模型探讨了不同程度的城市建设用地集聚对利用效率的影响机理与差异。结果表明:(1)从时空特征上来看,样本考察期内中国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总体上呈稳步提升趋势,东部城市建设用地效率最高,西部次之,中部最低。(2)从全国维度的空间计量模型回归结果来看,城市建设用地集聚所带来的规模效应和外溢效应对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具有改进作用,有利于利用效率进一步提升。(3)从不同城市建设用地集聚度分群回归结果来看,高集聚城市(东部发达地区)的直接效应显示随着城市建设用地集聚度的提高,利用效率也不断提高;间接效应中,建设用地集聚度的提高对周边城市的利用效率产生先带动后抑制的"倒U"形作用。低集聚城市(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显示,随着城市建设用地集聚的提高,其利用效率存在"先降后升"的"U"形曲线特征。可见,在城市发展的不同阶段,城市建设用地集聚对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存在差异化影响。因此,中国城市发展应立足当前发展阶段特征,制定差别化的供地政策,促进城市建设用地集聚,针对性地提升区域要素利用效率,支撑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     

新环境库兹涅次曲线:工业用水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基于2002-2010年省际面板数据模型,选取工业用水的绝对指标和相对指标,分别对我国31个省份进行全国以及地区分组研究工业用水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表明:①工业用水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和所选指标与区域分组密切相关,工业用水的绝对指标与经济增长之间分别呈现"N"型、倒"U"型、"N"型和单调递增形态,工业用水的相对指标与经济增长之间分别呈现倒"N"型、倒"N"型、"U"型和倒"N"型形态;②当前,就工业用水绝对指标而言,只有东部组别中的北京、天津和上海获得了经济增长与工业用水下降的"双赢";就工业用水相对指标而言,全国组别中的北京、天津和上海,东部组别的全部省份以及西部组别中的内蒙古获得了经济增长与工业用水强度下降的"双赢"。因此,各地区发展经济的同时,要注意产业结构调整、技术创新等,提高工业用水效率。其次,要有效地缩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差距,获得工业用水下降与经济增长的"双赢"。最后,给我们提供一个积极的信号:工业用水不会一直增加,在跨过某个转折点后,会出现停止增长,甚至下降的趋势。     

资源禀赋对中国人口城市化发展的影响

回顾我国人口城市化的发展历程,经济增长是其基本动力,工业化、市场化、对外开放、固定资产投资、人力资本与科技进步等经济增长要素构成了我国人口城市化的动力源泉。但矿产资源作为重要的经济要素,是"福"是"祸"尚且存在着较大争论。基于人口城市化快速发展和资源型经济转型两大时代背景,本文运用城市面板数据建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研究我国人口城市化的动力机制,重点研究资源禀赋在人口城市化进程中的作用以及由此导致的不同地区人口城市化动力结构之间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从整体上看,矿产资源对我国的人口城市化起到了积极的促进影响,但资源丰裕度的不同决定了不同地区人口城市化动力结构和动力机制并不完全相同。对于资源丰裕地区而言,资源是内生的动力因素,既作为生产要素参与生产,同时又作为具有稀缺性的商品获得产品收入,由此对本地的产业结构产生根本影响,在经济增长和人口城市化的动力结构中占有了重要的位置;而对于非资源型省份来说,资源是外生的,只是作为外购的生产要素参与生产,资源在这些省份并不构成相对独立的驱动力。在此前提下,资源丰裕地区与资源贫乏地区人口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出现了明显差异:工业化、市场化、科技力量在资源贫乏省份的作用明显大于在资源丰裕省份中的作用;而资源禀赋和固定资产投资在资源丰裕地区中的作用更大。也就是说,资源禀赋条件的不同从根本上决定了资源丰裕地区与资源贫乏地区人口城市化发展动力的内在差异性,同时也使人口城市化发展模式不尽相同。     

校园碳盘查与节能减排研究——以甘肃林职学院为例

以单位作样本,个人碳足迹研究为模式,盘查其碳源碳汇的现状,从多个角度对校园碳汇值进行估算,结果表明:该单位碳储量21283tC,年碳储净增量153tC.a-1,人均碳排放1640kg,低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目标2330kg的标准,碳阀值Ct0。并对衣食住行用五个碳源影响因子进行了系统分析,找出了影响单位碳减排的主要因素住与行,提出了节能减排的构想,对实施单位碳减排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贫困问题:按要素分解分析

本文采用CHNS数据库,运用经过改进的贫困分解方法和贫困弹性法,从静态和动态两个维度对城镇化进程中的城镇化状况与城市贫困关系进行了研究。静态分解显示,我国城镇化中不存在要素短缺的城市贫困,城市贫困均为要素的分配效应所致,同时城镇化对三种贫困指标的分配效应为:在城市贫困广度上有减贫效应,但减贫作用在减弱;对城市贫困强度和综合状况先具有减贫效应,但减贫作用衰减更快,最终演变成了增贫效应。动态分解表明:城镇化变动对城市贫困广度和贫困强度变化的总效应均为减贫效应,但减贫力度呈现逐渐变大后缓慢变小的"V"型轨迹,对贫困综合指标总效应减贫状况呈现出波浪式的衰减趋势;从总效应内部结构看,总效应的波动变化主要是由城镇化分配效应波动变化所引起,而在相当程度上,总效应在某些时期表现为减贫作用,都是城镇化收入效应的功劳,但其减贫能量在衰减;弹性分析结论更加有力印证了对贫困动态分解的上述结果。因此,要继续保持城镇化水平变动对城市贫困变化为减贫的总效应,应从主要依赖于城镇化水平变动对城市贫困的收入减贫效应,转变为主要依赖城镇化对城市贫困的分配减贫效应,这是今后降低城市贫困的可取途径。     

成都城市居民累进阶梯式水价结构与政策效果分析

水价改革是近年来政策变革和学术研究的热点问题。由于水资源本身兼具资源产品、民生产品和普通商品的特征,居民水价改革需要兼顾资源配置效率和居民的水费承受能力的同时,也需要关注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以及节水效应。本研究针对成都市拟议中的累进阶梯式水价改革,基于全社会成本定价原则,通过设计不同的全社会成本水平和对应模拟不同的阶梯式水价结构,选取能够刻画居民用水需求特征的二次近似完美的需求体系,并利用相关计量经济学方法,实证分析价格结构的差异性设计对不同政策方面的影响。首先,横向比较分析的结果表明,总体而言,累进阶梯式定价有助于兼顾效率与公平,但不同的价格结构会影响到收入分配效果和节水效应。两阶梯价格水平差越大,收入群组间的交叉补贴相应越大。阶梯价格差越大的设计反映出的结果是,通过对高收入群组奢侈性部分用水征收更高的费用,从而使得所有居民能以更低的费用满足生存性的用水需求,即实际上体现为基本和奢侈性需求这两部分用水的成本在收入群组间不同的分担比例形式。同时,不同价格结构下的人均用水量也有所不同。这些差异的客观存在,表明阶梯式水价政策改革需对各种可能方案进行评估,以确保在各种政策效果间进行合理的权衡。此外,当较高收入群组的奢侈性用水量较大时,可考虑三阶梯甚至更多阶梯数的结构设计。阶梯数设计越多,可以对不同奢侈性用水制定不同的价格,以更加灵活的方式分担奢侈性用水的成本。但需要注意的是,更多阶梯数的设计可能会导致更大的交易成本(例如居民对价格结构的认知成本、计费的会计成本等)。该结论同样提示政策制定者需要权衡不同阶梯数设计的利弊以做选择。其次,针对不同水平的全社会成本所进行的纵向比较发现,当全社会成本水平越高,不仅表明水价综合水平的提高,同时也需要设计更多阶梯以及奢侈性用水阶梯需要设计更高价格水平的要求,该结论表明阶梯定价水平和价格结构都必须根据全社会成本水平的变化进行适时的调整。     

碳氢制冷剂已经迎来发展春天

在这场冷媒替代＂革命＂中,碳氢制冷剂的呼声最高。碳氢制冷剂有适用领域和地区广、安全环保成本低和使用方便节能等特点。     

数字

1000平方公里随着长江拉空效应增强,我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水位迅速下降。截至9月16日8时,鄱阳湖水位一个月时间直落4米以上,湖区水体面积缩减超过1000平方公里。8月16日,鄱阳湖星子站水位达到了两年来的最高,水位为19.65米,相应的湖区水体面积为3990平方公里。一个月后的9月16日8时,鄱阳湖星子站水位下降到15.63米,相应的湖区水体面积为2740平方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