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污降碳协同路径研究:典型国家驱动机制及对中国的启示北大核心CSCDCSSCI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由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期。但通过何种路径才能实现减污降碳的协同治理,推动达成协同治理的内在驱动力又是什么?发达国家是否已经实现了协同?其经验教训中国是否可以借鉴?基于此,该研究首先采用协同控制效应坐标系法,判断不同国家减污降碳协同治理所处的阶段,绘制典型发达国家减污降碳的历史路径并挖掘其演变规律及不同类型背后的驱动机制。其次,从硫碳减排量变化情况、能源结构、居民受教育程度及产业结构等维度出发,对我国碳污协同治理所处阶段进行识别,分析得出我国当前与德国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协同状况较为类似,即从碳增硫减进入协同防控的波动阶段。但由于社会制度、减排目标、资源禀赋、经济体量等的差异,应辩证地看待德国能源转型、碳市场建设以及环境立法历程,选择性地借鉴他国经验。针对如何实现减污降碳的协同治理提出建议:①促进能源转型,转变能源结构,从根本上实现减污降碳。②利用碳市场突破减污瓶颈,将市场调节与政府干预相结合,在完善碳市场监管体系的同时,制定具有中国特色的配额分配机制和价格控制措施。③减少碳污“分而治之”,增强有意识协同,以提高碳污同治的效率;制定大气污染治理政策时兼顾气候变化的应对,并将排污权与排放权进行一定程度的整合。④明确环境规制边界与政府职责,保障协同防控措施实施的有效性。     

减污降碳的协同效应分析及其路径探究北大核心CSCDCSSCI

后疫情时期中国面临经济复苏、空气质量达标、“双碳”目标实现等多重压力,在此背景下,研究减污降碳协同效应并厘清实现路径对中国在后疫情时期稳定经济增长的同时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该研究基于 2001—2019年中国 30个省份的省级面板数据,利用面板回归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分析了减污降碳政策的协同效应、动态演变过程以及实现路径。结果显示:(1)中国的减污和降碳政策具有显著的协同效应。其中,降碳政策对减污和降碳几乎具有相同的效力,而减污政策则主要以减污为主、降碳为辅,但其对空气污染物(即SO_(2)和烟尘粉尘)和CO_(2)排放的抑制作用大于降碳政策。此外,该研究分别从内生性问题、减污降碳政策指标设计稳健性、估计方法稳健性三个视角证实了基准估计结果的稳健性。(2)减污和降碳政策的协同效应具有明显的动态变化趋势;降碳政策自政策实施起便具有显著的减污协同效应,且政策实施时间越长,对减污的协同作用越强;而减污政策的降碳协同效应则是自 2011年出台节能减排综合性方案以后才逐渐显著,随后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态势。因此,长期而言以碳排放交易市场为主的降碳政策的减污协同效应显著优于减污政策的降碳协同效应,故在进行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战略布局中应以构建碳市场为主。(3)减污政策的有效性和协同性均主要通过优化能源消费结构、降低碳排放强度、促进技术进步来实现,而降碳政策的有效性和协同性则主要通过前两条路径来实现。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了促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政策建议。     

“双碳”目标下中国气候变化立法的双阶体系构造北大核心CSCDCSSCI

中国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期间提出了CO2排放力争在2030年前达到峰值,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双碳"目标。"双碳"目标的确立提出了艰巨而紧迫的立法任务。由于气候变化具有全球性的特点,因此,中国未来气候变化立法的监管领域在关注国内监管空间和已有立法的同时,还应注意其国际面向的监管空间和衔接。气候变化法律具有复杂性、综合性、系统性和动态性的特点,国际上还没有通过一部气候变化法即可解决全部碳排放问题的成功先例。气候变化法律监管空间宏大,涉及领域和问题复杂多样。所涉及的领域和问题都与应对气候变化有直接或间接的关联。这决定了气候变化立法包含以实现气候政策目标为主要目的的直接立法和对气候目标实现具有支持、阻碍影响的间接立法两种类型。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立法应采用双阶体系构造模式,即直接立法加间接立法的模式。直接立法包括气候变化的框架法和专项立法,间接立法包括所有间接影响气候政策目标实现的相关法律。直接立法解决应对气候应对的目标、碳预算、管理体制、实施机制等较为集中的问题。间接立法则因为气候变化监管措施跨领域、跨部门和行业,应拓展至能源法、经济法、农业法、环境法、民商法等领域。直接立法和间接立法的有关法律制度应密切配合,彼此呼应,构成一个完整的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制度体系。以直接立法加间接立法的双阶模式构建中国的应对气候变化法律体系是应对气候变化立法模式的理性选择,并以此从不同的路径实现中国温室气体减排的目标。     

中国数字经济碳排放:总量测算与趋势展望北大核心CSCDCSSCI

随着数字经济快速发展,数字硬件产品生产、数字技术应用以及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运营的环境影响特别是碳排放问题引起了各界关注。文章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构建了数字经济碳排放测算框架,设计出数字经济碳排放的测算方法。计算结果显示,近年来中国数字经济产生的碳排放快速增加,占碳排放总量比重由2008年的0.80%上升至2018年的5.53%。据此趋势,文章推算出2020年数字经济碳排放占中国碳排放总量的比重已达6.31%。在排放总量增加过程中,数字产品和新型基础设施的碳排放结构也发生了明显变化。再与全球数字经济及国内制造业的排放水平相比,中国数字经济碳排放强度相对偏高,并不具备显著优势。进一步地,预测到2030年,中国数字经济碳排放占比将达到11.63%,成为中国碳排放主要来源之一。排放强度不低、总量增长过快的基本事实及趋势表明,中国数字经济尚未展现出绿色低碳的发展特质,与人们对这类新兴领域自带“绿色光环”的认知形成了较大偏差,意味着中国数字经济仍主要采取了粗放式外延扩张的发展方式,加大减排力度势在必行。今后,在大力发展数字经济、运用数字技术助推其他行业“精准”减排降耗的同时,应高度重视数字经济自身的排放问题,科学评估,前瞻布局,加强对数字经济碳排放的核算与监测,引导数字经济部门加快能源转型,提高数字产品及数字基础设施的能耗标准,鼓励数字经济企业践行绿色社会责任,积极探索可持续的减排路径,推动中国数字经济实现“双碳”目标。     

某石化企业碳达峰情景预测及达峰路径研究

文章以某石化企业为例,首先核算碳排放总量及排放源构成,识别重点排放源,对碳排放量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主要包括企业产能变化导致的燃料消耗量变化、催化剂烧焦量变化等;然后采用情景分析法与Mann-Kendall趋势检验法预测了企业碳达峰时间和峰值,提出相应减排路径措施,主要包括推动产品结构调整、构建低碳化石化企业能源系统、提高电气化率、加大低碳能源使用和降低企业综合能耗,从而减少企业二氧化碳排放量,为石化企业碳达峰路径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     

Ag/AgCl海洋电场探测电极研究进展

针对目前广泛应用于海洋电场传感器中的全固态粉压型Ag/AgCl电极对的极差稳定时间长,无法满足快速部署、实时探测这一要求,系统阐述了Ag/AgCl海洋电场探测电极的性能要求和制备工艺方法,对比了制备工艺的优缺点。综述了Ag/AgCl海洋电场探测电极的制备工艺优化以及改性方法,论述了近些年国内外关于Ag/AgCl电极改性的研究进展,并对Ag/AgCl海洋电场探测电极未来的研究与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     

格网尺度石漠化山区国土空间碳源/汇核算及碳失衡分区研究

在中国碳中和战略背景下,制定适应国土空间功能的低碳发展策略,对中国县域实现绿色低碳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滇西北石漠化山区玉龙县为研究区,采用碳排放系数法、生命周期法、净生态系统生产力估算方法,核算国土空间功能的碳源排放量、碳汇吸收量,分析其碳源/汇的时空变化特征;通过分析碳源/碳汇效益,识别碳失衡空间,构建格网尺度下县域国土空间碳失衡综合分区。研究结果：(1) 2010～2020年玉龙县以生态空间为主,生活空间扩张迅速。(2)玉龙县三生空间碳源/汇增加,但碳源排放量增长剧烈,呈现西高东低和东南高值聚集的空间分布特征。(3) 2010～2020年碳源/汇效益有较大的提升,且有明显的空间差异;玉龙县碳失衡空间占总面积的47.30%,以碳源失衡为主。(4)格网尺度下国土空间碳失衡综合分区划分为生态碳汇功能区、低碳优先发展区、生态增汇发展区、生产高碳优化区、生活高碳控制区等五个区,并提出县域内部协同减排的差异性对策建议。研究结论：格网尺度下,玉龙县近十年国土空间一直以生态空间为主,但生活空间扩张加快;三生空间碳源/汇增加,但碳源量远大于碳汇量,工矿生产空间与生活空间碳排放量增长量远超生态空间的碳...     

我国碳交易试点政策的减排效应及地区差异

基于连续性双重差分等方法,评估2004～2017年我国碳交易试点政策的减排效应及地区差异,并分析其作用机制.结果显示,碳交易政策能使试点地区的碳排放强度下降9.5％,碳市场规模?活跃度每增加1％,将分别带来试点地区碳排放强度下降0.9％和0.7％.异质性影响上,碳交易政策对东中部地区的减排效应明显,对西部地区无明显作用...     

碳达峰国家达峰特征与启示

基于世界银行数据库1960～2020年数据,采用Mann-Kendall(MK)检验和Spearman's Rho(SR)检验,对全球219个国家及地区的CO2排放及社会经济数据进行趋势分析.结果表明:MK检验和SR检验得出一致结论,共有42个国家和1个经济体联盟实现碳达峰,46个国家处于碳达峰平台期.多数国家碳达峰时...     

参考ISO 14064-1加强企业温室气体管理体系建设

文章介绍了ISO 14064-1的基本内容,并与国内现行标准体系进行对比,认为GB/T 32150系列相比ISO 14064系列标准更加简洁,但两个系列的主要关注点不同：GB/T 32150系列更关注如何计算温室气体排放,而ISO 14064更关注如何建立有效的温室气体管理体系。这一差异客观体现了我国温室气体排放管理工作的发展阶段,但仍应以国际先进水平为目标积极建设温室气体排放管理能力、提高温室气体排放管理水平。由此出发,文章对温室气体管理工作的主要输出、各项步骤和过程性文件展开了初步探讨。温室气体管理工作的主要输出包括：组织边界、报告边界、温室气体清单、温室气体声明和/或报告及相关核查材料;具体步骤包括：确定组织边界、建立报告边界、识别各项源和汇、选定量化方法、选择收集计算量化数据、选定基准年、编制基准年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温室气体报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