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耕种对农户收入的影响研究:以江西省水稻种植户为例

生态耕种对提升耕地保护成效、保障农作物质量安全有着重大意义。利用江西省11市47县(区)1 488份水稻种植户的微观调查数据,基于最小二乘线性(OLS)回归和Heckman回归模型从整体上测度生态耕种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再引入分位数回归模型深入分析生态耕种对不同收入层次农户的收入效应。结果表明:(1)采纳生态耕种从整体上能够提高农户家庭的人均耕地收入,但会因农户的收入水平不同产生差异化的影响。(2)生态耕种对极低和低收入农户人均耕地收入具有正向影响,对中等及以上收入农户具有负向影响,仅对高等收入农户的人均耕地收入影响显著。(3)生计分化和耕地收入比重2个控制变量均会对农户人均耕地收入产生显著影响。鉴于此,提出了对低收入农户加大生态耕种政策扶持力度、积极引导中高收入农户的非农就业、切实加强耕地适度规模化经营等政策建议。     

人力资本积累、企业创新与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虽未改变,但2010年以来经济增速不断回落,一些阻碍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不利因素不断积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有所上升。揭示中等收入陷阱的产生机制,显然对于政府形成规避中等收入陷阱的有效政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根据社会再生产理论,建立了"世代交叠"模型,对中等收入陷阱的产生机制作出理论解释,并运用中国1998—2014年各地区经济数据进行了验证,结果表明:(1)人力资本积累和企业创新会在不同程度上促进经济增长,并且二者存在协同效应;(2)上中等层次人力资本积累与企业创新的协同效应可以带动经济增长;(3)下中等层次人力资本与企业创新的协同效应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显著。这意味着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不仅应注重人力资本量的积累,更要保证质的提升。基于此,应从下三个方面着手推动中国经济实现中高速增长:(1)着力提升科技创新能力,科学构建产权保护法律体系,促进形成企业家倡导企业科研创新的机制,激发企业创新的主观能动性,维护创新企业对于运用和转让科研成果的合法权益;(2)着力培育高素质人才的教育体系,稳步提升高等教育入学率和办学质量,鼓励教育培训机构适度创新,推动培训方式项目化,针对岗位需求扩充劳动者知识和技术储备;(3)着力降低初中及以下人口的规模与比例,延长义务教育年限,鼓励优质教育资源向不发达地区适度转移,关注偏远地区贫困人群的入学情况,努力为穷人提供公平发展的机会。     

中国农村居民的收人流动性与长期收入不平等

利用1989-2004年问CHNS的五轮农村居民收入调查数据,本文对中国农村居民的收入流动性和长期收入不平等进行了经验分析.研究发现:①中国农村居民具有较高程度的收入流动性,周时在2000-2004年间中国农村居民的收入流动性较1989-1993年间显著提高.以1997年为界,收入流动性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特征,且这种趋势特征具有全局性;②不同收入阶层的农村居民的收入流动性存在明显的差异,其中,中间收入阶层具有更高的收入流动性;③中国农村居民长期内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低于单独年度,同时,农村居民的长期收入不平等主要来自于工资性收入的差异.因此,要从根本上改善农村居民的长期收入不平等,必须从改善农村居民在非农就业收入上的不平等入手.     

地铁施工中漏电保护器的配置

本文对地铁施工时使用的低压供电系统中的各级漏电保护器采用了分级保护技术,保证了地铁施工供电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产权公共域”与失地农民利益失衡的理论机理剖析:基于租金视角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农民失地问题日益突出。集中体现是农民土地权益损失背后的利益失衡问题。失地利益失衡问题折射了现行农地制度的缺陷─土地产权管制造成土地价格扭曲,进而带来社会福利损失。基于此,本文引入"产权公共域"思想,对失地农民利益失衡矛盾进行了理论机理剖析。在分析中指出,政府在产权分配中居于主导地位,但政府由于"私利"或认知的缺陷往往会使得法律产权偏离现实的经济产权结构。而现行农地产权制度有着较强的政府干预性,农民土地所有权、土地使用权在法律上受到一系列约束。典型的事实是农民建设用地增值收益权、土地生态产权的界定缺失。在土地产权管制下,农民不能根据土地用途进行机会成本定价,获得土地最优价格,产生土地"级差租金"利益的损失,这形成了租金供给不能满足租金需求的现实矛盾。着眼于此,基于租金供求视角对失地农民利益失衡的理论机理进行剖析。在模型分析中,结合中国现实失地的特点,将"租金"的意义一般化,除土地因素外,将人口因素也纳入租金供求均衡系统,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农地"产权公共域"下失地利益失衡的作用路径。通过理论演绎,本文指出租金供求失衡的三个主要原因:农民获得土地租金低,租金供给不能满足当代人及人口增长带来的基本需求、失地形成的劳动力"过剩"、租金供给不足对经济增长的约束的"反馈效应"。本文进一步提出失地补偿应以最优租金价格为准绳、多种渠道吸纳劳动力,促进劳动力有效配置和辩证看待政府在土地制度变迁中的作用的政策建议。     

草原生态补偿:生态绩效、收入影响和政策满意度

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的第一轮实施期(2011-2015)即将结束,系统地评估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对于完善下一期补助奖励机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利用2014年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左旗、四子王旗、陈巴尔虎旗三个旗县的470户牧户样本数据,从生态绩效、收入影响、政策满意度三个方面对草原生态补偿政策(即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进行了评估。生态绩效评估结果表明:草原生态环境得到了一定的改善,草原利用方式更趋合理,平均牲畜超载率下降明显,但超载过牧的现状没有得到根本的转变,样本调研旗县2011-2014年减畜任务达成比例为42%,总体减畜任务达成情况一般。收入影响评估结果表明:平均每户理论收入影响为-8 607元,草原生态补偿标准偏低,需要在原有基础上提高35%;平均每户的实际收入影响为16 686元,牧民没有严格按照政策要求进行完全的减畜;草原生态补偿标准不只是单纯标准偏低的问题,同时也有标准差别化问题,需要在不同地区之间做出调整。政策满意度评估结果表明:草原生态补偿政策的满意度为57%,其中陈巴尔虎旗的政策满意度最高,为87%;四子王旗其次,为62-63%;阿拉善左旗最低,为18-32%。政策满意度与实际收入影响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实际收入影响正向越大,政策满意度越高。牧民对草原生态补偿政策的政策满意度越高,并不意味着草原生态补偿的政策设计和执行就越好,政策满意度越高,实际收入影响正向越大,但生态效果可能不佳。     

税收竞争、收入分权与中国环境污染

税收竞争、财政分权与环境污染的关系研究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本文首先在Davoodi和Zou(1998)模型基础上将环境污染强度和环境质量分别引入生产函数和效用函数,讨论了税收竞争、财政分权与环境质量的长期动态关系,通过Hamilton函数得到了环境质量与税收竞争、财政分权的显式解,并通过求偏导数得到了税收竞争、财政分权与环境质量的关系,结果发现税收竞争、财政分权对环境质量均呈现显著的负向影响。然后,为了验证理论结果在实际经济中的适应性,利用中国2003-2012年30个省的面板数据,分析了税收竞争、收入分权是否会显著的影响环境污染,通过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发现税收竞争、收入分权与环境污染存在协整关系,即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通过静态和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回归分析,发现税收竞争和收入分权均会加剧环境污染程度,且这两种面板数据模型得出的回归结果基本一致,进一步佐证了理论结果的正确性。同时在此研究基础上引入税收竞争与收入分权的交叉项,研究收入分权框架下的税收竞争与环境污染的内在联系,结果表明税收竞争通过分权通道对环境污染的影响被加强,进一步验证了命题1的正确性。此外,在实证研究中引入地区虚拟变量,对税收竞争与环境污染的关系进行区域差异性分析,结果表明税收竞争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呈现区域性差异,在东部地区,税收竞争有益于环境污染的改善,而在中、西部地区,税收竞争却加剧了环境污染。因此,为社会计划者制定改善中国环境的政策提供了参考。     

中等收入阶层幸福感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2014年中国质量观测调查的数据,实证测度了转型时期中国中等收入阶层的幸福感,并运用统计描述、相关性分析以及结构方程模型等方法,从财富拥有、社会福利与个体能力三个维度分析了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与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中等收入阶层幸福感女性高于男性,农村人群高于城市人群,已婚人士高于未婚人士,在不同的年龄阶段、教育程度、职业类型以及家庭结构中,幸福感呈现明显差异;2个人目标实现能力、社会公平与物价稳定是影响中等收入阶层幸福感最为显著的因素,而家庭消费、消费环境以及社会治安是相对不显著的影响因素;3财富拥有、社会福利会以及个体能力三个维度的因素均与幸福感显著正相关,其中个体能力维度对幸福感的正向作用最大;个体能力除了直接正向作用于幸福感之外,还会通过正向地影响财富拥有及社会福利来间接作用幸福感。因此,当前中国中等收入阶层幸福感的关键影响因素在于个体能力维度。进一步优化经济社会发展结构与环境,为中产阶层个体能力展现提供公平畅通的渠道,是转型时期提升中等收入阶层幸福感的首要之义。     

中国城市居民自雇者的收入不平等与贫困:1989-2009

研究工资领取者收入不平等和贫困的文献较多,然而,关于自雇者的收入差距及贫困问题的研究却受到忽视。本文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检验了1989-2009年间我国自雇者群体的收入不平等和贫困的趋势变化。本文首先对收入不平等和贫困进行了分组分解,分组选择了四个标志,分别是教育、行业、地区和性别,这样的分组可望在一定程度上回答某些具有政策性意义的问题,然后使用Mookherjee方法对广义熵指数进行了组内不平等、人口比例、平均收入的变动分解,利用Ravallion方法对贫困指数进行了组内、组间及交互效应的分解,研究发现:进入本世纪以来,自雇者之间的收入不平等出现了持续上升的态势,贫困率居高不下;熟练劳动力的回报相对上升、地区差异和行业差异构成了自雇者收入不平等和贫困趋势变化的主要成因。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对组内不平等而言,教育和地区对收入不平等上升的贡献较大,非熟练劳动力、中西部自雇者和服务行业的贫困上升是导致自雇群体总贫困上升的决定力量。最后,根据研究结论给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消费、投资、出口占GDP比重变化对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及收入差距的影响

利用最新的统计数据,本文编制了2010年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分配投入占用产出表,通过构建投入产出最终需求结构变动模型,模拟分析了调整消费、资本形成和净出口占GDP比重变动对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及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从增加总收入水平的角度看,扩大最终消费和净出口占GDP的比重对于我国居民总收入有正向拉动作用,而扩大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则会减少我国居民总收入。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角度看,扩大消费起到了积极作用,而扩张投资和净出口则不利于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