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山区耕地利用转型对农业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北大核心CSCDCSSCI

贫困山区耕地利用转型发展是推动农业经济增长、助力脱贫攻坚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文基于土地边际报酬递减规律探讨了贫困山区耕地利用转型对农业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机理,构建了影响效用实证模型,以鄂西16个贫困县为例开展实证研究,从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角度进一步分析了影响发生的具体原因,并针对各县市实际发展情况提出发展建议,以期为贫困山区经济增长和区域协调发展提出科学参考。结果表明:(1)耕地利用转型从功能形态转型和空间形态转型两方面对农业经济增长质量产生影响,其中功能形态包含作物生产、生活保障、生态保护三种形态,空间形态包含景观格局和数量分布两种形态;(2)耕地利用转型在一定时期内可促进农业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但长期来看,耕地利用转型对农业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存在边际效用递减性;(3)实证发现,房县、长阳县、建始县、来凤县等4县耕地功能形态转型对农业经济增长质量存在促进效用而空间形态转型存在边际递减效用,郧县和咸丰县则是空间形态转型存在促进效用而功能形态转型存在边际效用递减性;(4)郧西县、竹山县、丹江口市、秭归县、恩施市和巴东县等6县市耕地功能形态转型和空间形态转型对农业经济增长质量均存在促进效用,竹溪县、利川市、宣恩县和鹤峰县等4县则均存在边际递减效用,验证了机理分析的正确性。论文还从利用地租地价杠杆和土地工程技术、完善耕地政策制度等方面提出了贫困山区耕地利用与管理的政策建议。     

长江经济带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在经济全球化、城市化的背景下,生产要素加速向大都市区聚集,包含多个城市群的经济带成为参与区域竞争的重要单元。基于2005~2014年长江经济带的数据,利用莫兰指数考察了交通基础设施和经济增长的空间相关性,结果表明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这可能得益于长江经济带发展较为成熟,已经初步形成综合性的交通网络,以及选取的省级研究尺度。接着建立了空间杜宾模型就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前者对后者存在正的空间溢出效应,经济增长存在自身的空间溢出效应,这与理论预期、现实情况以及现有研究结论一致,忽略空间影响可能导致高估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劳动力和实际资本存量表现为促进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和政府支出则表现为抑制经济增长。长江经济带应进一步完善区域协同发展机制,加快推动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提高交通网络综合运行效率,提高劳动力利用效率,推动产业升级,同时避免过度的政府投资。     

基于可拓物元模型的安全经济开采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及应用

首先根据安全经济开采的内涵,建立以人员安全、设施设备安全、开采环境安全、安全投资和安全管理为主要制约因素的安全经济开采评价模型,并运用改进的层次分析法确定人员可靠度对安全经济开采水平影响最大,开采环境可靠度影响最小。其次,采用函数拟合法、专家打分法、标准化打分法量化安全经济开采水平指标,并将安全经济开采水平划分为3个等级。最后,运用可拓物元模型方法,得出某铁矿安全经济开采水平为二级,无重大经济损失,与实际吻合。     

奇祸不幸从“天”落——上海市广告牌脱落事故造成3死6伤引警觉

近年来,随着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各种尺寸的广告牌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多样的广告牌由于缺乏日常维护和安全检查,有关广告牌脱落伤人事故时有发生。8月12日晚,上海市黄浦区南京东路发生广告牌脱落,砸中路过的9名行人,其中3人不幸遇难,另外6人不同程度受伤。     

长江中游城市群经济-城市-社会-环境耦合度空间差异分析

以长江中游城市群的36个城市为例,构建了经济发展、城市化、社会保障、生态环境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度模型评估了36个城市2011~2013年的耦合度,并利用GIS技术分析系统的得分与耦合度的空间分布特征。结果表明:长江中游城市群的36个城市的经济发展、城市化和社会保障水平的空间分布比较相似,三者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是,存在显著性的地区差异。36个城市生态环境得分均值很高,城市之间差异很小。从耦合度的空间分布来看,长江中游城市群明显存在3个高耦合度的聚集区域,即长株潭城市圈,武汉-南昌(含鄂州、黄石和九江)城市带和鄂北4市,即十堰、襄阳、宜昌和荆门。最后,36个城市之间耦合度的差异呈现逐年缩小的趋势。     

高铁网络可达性测度及经济潜力分析——以安徽省为例

高速铁路的开通给沿线城市的建设带来了重大影响。基于可达性测度以及修正的经济潜力模型,利用GIS对安徽省高铁可达性以及经济潜力进行深入分析。研究表明:(1)高铁开通后安徽省可达性显著提高,但总体格局保持不变,呈现出以合肥为中心,淮南、芜湖等地为副中心的"多核心"模式。池州、铜陵两城市可达性上升幅度最大,黄山紧随其后,芜湖、滁州变化最小。高铁开通后,滁州可达性排名下降5名,下降幅度最大,合肥、淮南、黄山最为稳定,其他城市均有小幅变化。(2)可达性的提升对城市经济潜力造成了一定影响,总体呈现出以合肥为中心的外围扩展模式。池州、铜陵经济潜力增长最为显著,黄山位列第3,可达性的提升直接影响了池州、铜陵、黄山三市的经济发展。高铁开通后,合肥、芜湖经济潜力排名始终位于前二,传统经济中心地位不变。马鞍山排名上升4名,幅度最大,池州、黄山两市处于末端,经济潜力仍然较为薄弱。(3)高铁开通后,时空收敛效应明显,可达性的提升令城市经济潜力增长显著,但受多方面因素影响,可达性与经济潜力呈现不完全契合关系。     

中国工业碳排放达峰的情景预测与减排潜力评估

实现2030年碳排放达峰不仅是中国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向国际社会做出的郑重承诺,也是中国未来经济结构转型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基于中国实现2030年碳排放达到峰值的宏观目标为背景,本文以中国碳排放的主要行业工业为研究对象,首先运用拓展的STIRPAT模型对工业及其9个细分行业的碳排放达峰进行了情景预测,然后基于公平和效率的双重视角对工业细分行业的减排潜力进行评估。研究表明:(1)仅有低碳情景和抑制排放情景2可以实现中国碳排放2030年达峰,低碳情景是实现中国工业碳排放达峰的最佳发展模式,达峰时间最早(2030年),峰值最低(140.43亿t)。激进排放情景则是最差的发展模式,达峰时间最晚(2036年),峰值也最高(150.09亿t)。(2)工业内部各细分行业碳排放的最优达峰情景差别较大。建材和纺织制造业能够实现提前达峰,可以在这类行业率先实施达峰管理措施,使其带动其他行业陆续达峰。(3)最具减排潜力的行业是石油制造业,其次是电力行业,这些减排潜力较大的行业应该成为国家节能减排的重点对象。(4)基于工业各细分行业在减排公平性和效率性上的差异将工业9个细分行业分为四类。其中,石油、钢铁制造业和电力行业属于"高效高公平行业";化工、建材制造业属于"低效高公平行业";采掘业属于"高效不公平行业";纺织、轻工和机电制造业属于"低效不公平行业"。中国应针对不同类型的行业制定出相应的减排战略,将减排重点放在各行业最具潜力的方面。最后,文章对实现中国工业碳排放达峰管理提出了几点政策建议。     

开放经济、环保财政支出与污染治理——来自中国省级与行业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首先按照各省环保财政支出占GDP比重与按主成分分析法计算的地方环境污染物排放综合指数的排名情况把中国30个省份分成两个区域,区域1环保财政支出污染治理效应较强,区域2环保财政支出污染治理效应较弱。区域1包括北京、海南等14个省市,区域2包括天津、上海等16个省市。其次基于2007—2014年中国省级和行业面板数据,分析开放经济、环保财政支出对污染治理的影响。最后借鉴门限回归模型检验开放经济是否存在环保财政支出与污染治理的门槛效应。结果显示:(1)环境污染物排放存在区域差异和行业差异,区域1呈现出开放程度和污染物排放双低的特征,而区域2则表现为双高特征。制造业、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污染物排放较高,采掘业污染物排放年均增长速度最快。(2)样本期内省级和行业面板数据均表明开放经济与环境污染物排放显著负相关,对外开放不是助推环境污染的原因。(3)中国环保财政支出与环境污染物排放显著负相关,环保财政支出具有显著的污染治理效应。(4)开放经济对环保财政支出的污染治理效应具有门槛效应,当进口和出口贸易总额高于门槛值-1.221、-1.016时环保财政支出的污染治理效应很难发挥。(5)以进、出口贸易总额为门槛变量时,有107个观测值低于门槛值,占总观测值的44.58%,其中有59个位于区域1,占55.14%。鉴于此应继续加大环境保护财政支出,进一步提升环保财政专项支出在GDP中所占比重,保持适度的对外开放,优化能源消费结构和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全面改善环境质量,提升开放经济下环保财政支出的污染治理效应。     

中国区域能源、经济与环境耦合的动态演化

文章全面解析了系统耦合机制,以此为基础构建了能源、经济与环境三系统耦合模型,测算了1995—2014年中国四大区域三大系统间的耦合协调水平,并从时空两个维度对区域三系统交互关系的变化特征以及差异做出了全面讨论。结果表明,1各省区经济和环境综合指数呈持续上升的良好态势,而能源综合指数在小幅波动中保持了较为稳定的发展状态,同时三者关系极为密切,具体表现为三类指数的变动具有显著的相关性。2三系统交互作用的耦合度均保持不断递增的演化趋势,但绝对水平较低,且区域间差异较为明显,整体上呈现由东到西递减态势。3三系统的耦合变化与能源-经济、能源-环境和经济-环境三类二元系统的协调发展具有密切的相关性。4在探索三系统耦合协调的持续发展路径时,需重点引导三系统打破固有束缚,通过有秩序的相互配合产生单个系统所不具备的发展能力。而从现实状态看,在当前面临经济下行、资源环境不可持续以及区域发展差异扩大等问题的严峻挑战,各省区需结合本区域实际发展状况和比较优势制定发展规划。东部需以雄厚的经济实力为基础强化技术创新,以带动能源高效利用和环境保护;中部和东北需调整能源消费结构并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西部则应将重点放在绿色发展和防范环境风险两方面。     

矿业权集聚、经济增长与区域贫困减缓

本文基于泰尔指数法,计算并测度了中国资源富集区的城乡收入差距与行业(矿业)收入差距,然后结合矿业权集聚度的测度结果和中国资源税改革的变动特征,建立面板数据回归模型,考察了2004—2014年中国资源富集区矿业权集聚与经济增长、贫困减缓的长期关系。本文的主要结论是:资源税对矿业权集聚水平和矿业经济增长具有正向刺激作用,但矿业经济增长并不利于地区经济的整体改进,也不利于区域贫困减缓。资源税低水平征收对"资源诅咒"和"区域贫困"具有传导效应,进而对资源富集区的贫困减缓形成阻滞作用。另外,矿业权集聚对地区贫困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异质性揭示了区域资源性收益分配存在的差异。短期来看,矿业权集聚使中央企业惠及更多,是引致"富饶中的贫困"怪圈的重要原因;但长期来看,随着矿业权集聚度的提升,地方政府获得的累积性资源性收益不断上升,渐次增强了地方政府通过社会保障支出实施收入调节的能力,总体上有利于区域贫困的减缓。因此,为实现资源富集区的精准扶贫,资源主管部门在制定减贫措施前,应根据不同区域特点区别对待,短期内应着力于调整资源性收益分配机制,赋予地方更多资源性收益,并加大对社会的保障性支出;长期来看,应探索建立合理有效的资源税体制,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多样化,并鼓励科技创新,进一步提高社会群体的受教育程度,从根本上改变区域贫困产生的内生性环境和外生性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