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性经济视角下中国环境污染治理困境及对策研究北大核心CSCDCSSCI

将我国环境污染治理困境归咎于政府部门环境规制行为的缺失,无法解释当前环保高压下环境污染问题为何依然频发。本文将隐性经济纳入分析框架,构建了基于连续时间的地方政府与企业污染治理微分博弈模型,研究我国环境治理困境。考虑非产能预估和产能预估两种情形下的博弈主体的效用差异,得到了地方政府、污染企业各自的反馈均衡策略,研究发现:忽略隐性经济的存在,会高估政府环境规制实际作用效果;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和对污染企业超标排污行为的处罚,虽然能够减少官方经济活动造成的污染,但是却会加大隐性经济生产规模,导致企业污染行为向隐性生产部门转移,造成表面治污的现象;社会第三方举报概率和地方政府对企业隐性经济活动的惩罚力度处于高水平时,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对隐性经济的影响会减弱;产能预估状态下,我国实际污染状况得到有效抑制。同时,本文借助数值仿真发现,虽然产能预估可以改善环境状况,但是必须保障产能预估准确基础上,才有可能被政府部门采用。为突破当前我国环境治理困境,地方政府提高环境规制强度时,应构建畅通的公众诉求渠道,借助社会力量对企业隐性经济生产行为形成有效的监督;政府进行环境管制过程中,经济惩罚为辅,凸显刑事处罚,避免企业为弥补政府经济惩罚造成的利益损失,而进行隐性经济生产;建立健全产能预估制度和有效的激励机制,引导生产企业上报实际产能,扭转地方政府信息劣势,保障产能预估的准确性。     

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脱钩关系研究

在分析2005-2017年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概况的基础上,运用Tapio弹性系数法测算了区内省市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脱钩指数,比较并判断了脱钩状态和脱钩趋势.研究表明,2005-2006年该地区经济增长与二氧化硫排放之间以"弱脱钩"为主,而2007-2017年两者表现为"强脱钩"的趋势;该地区经济增长与水环境...     

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综合指标与实证分析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其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要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建立了体现经济与环境协调关系的5个单项指标,即能耗强度、水耗强度、污染物(SO2和COD)排放强度、运输强度、环保投入强度,以及1个综合性指标--经济与环境协调度.以上述指标为基础,比较分析了代表我国东部及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广东省、湖北省和陕西省1999-2003年经济与环境关系现状.结果表明:东部发达地区经济与环境日趋协调,而中、西部地区经济与环境关系协调度较差,尤其是西部地区表现尤为明显.      

操作条件对超滤膜运行经济稳定性能的影响

采用正交实验的方法对棕榈油生产废水二级处理出水的超滤工艺条件进行考察和优化,并用膜通量衰减系数、平均跨膜压差及产水量各自加权相加所得综合指标来表征不同超滤操作条件下膜运行的经济稳定性能。正交试验结果表明,减小膜表面流速和产水率,提高处理废水温度均有利于系统经济稳定地运行;各运行参数对综合指标影响的大小顺序为:膜表面平均流速>产水率>温度;在保证出水质量的前提下,最佳组合操作条件为膜表面平均流速0.7m/s,产水率80%,废水温度30℃。     

上海市能耗与GDP大气污染的协整关系研究

采用计量经济学中的协整理论考察上海市能源消费量与经济增长、废气排放量、二氧化硫排放量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上海市能源消费只与经济增长、废气排放量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并建立了相应的长期均衡方程及误差修正模型。另外,对1978～2003年的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提出实现上海市经济-能源-环境和谐发展的措施。     

清洁生产与企业结构调整

清洁生产是工业生产追求的最高境界,而结构调整阶段给企业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实施清洁生产的契机,使企业可以借助结构调整机会,将清洁生产渗透至企业的所有方面,最大限度地取得清洁生产的效果。     

京津冀城市群生态福利绩效时空格局及演进特征

提高生态福利绩效是协调经济增长、生态环境保护与民生福祉增进的重要途径。京津冀城市群作为中国极为重要的战略区域,深入探究其生态福利转化过程中生态经济转化阶段和经济福利转化阶段,有助于把握京津冀城市群生态福利绩效水平、薄弱环节和内部差距。运用两阶段DEA模型和Malmquist指数从动态视角考察京津冀城市群2006-2020年的生态福利绩效,并刻画生态福利转化过程各阶段效率的时空格局,借助Kernel密度估计、Moran指数、传统和空间Markov链揭示其动态演进特征。研究发现,（1）京津冀城市群生态福利绩效总体呈上升趋势,年均增长1.7%,两阶段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6.7%和-3.1%,经济福利转化阶段是制约生态福利绩效提升的关键环节。各城市在生态经济转化阶段呈现全片增长的发展格局,城市间差异在经济福利转化阶段相对较小,但增长表现相对较差,形成低效连片的发展格局,空间分布格局存在明显的阶段性差异。（2）城市间生态福利绩效的绝对差异出现不同程度的扩大趋势,两阶段分别于2020年和2019年达到研究期内城市间差异的最大值,生态经济转化阶段存在微弱的极化趋势,需要加强各城市在该阶段的均衡化发展。...     

公共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以长江经济带为例

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为基础,将公共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引入经济增长模型,采用空间面板数据模型效应分析研究方法,利用长江经济带2003~2016年统计数据,考察了不同类型的公共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在不同时期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1）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空间依赖特征,2008年之后空间依赖程度及其显著度逐渐下降。（2）不同类型的公共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效应存在明显区别。能源基础设施资本存量显著地促进了全域经济增长,总效应为0.515;交通基础设施资本存量显著拉动本地经济增长,直接效应为 0.067 8,间接效应不明显;水利环境基础设施资本存量抑制本地经济增长,拉动邻接地区经济增长,直接效应为 -0.047 3,间接效应为0.165。（3）在不同时期,随着公共基础设施资本存量的不断累积,其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效应发生了明显变化。在2003~2008年时间段和2009~2016年时间段,能源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效应由正转负,表明其存量已经越过了最佳投资规模,出现了规模不经济现象;交通和水利环境类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在两个时间段的对比表明其对于经济增长的空间效应随着投资量的增加逐渐加强。     

长江经济带生态—经济—社会系统协调发展时空分异及驱动机制

推动生态—经济—社会(EES)系统协调发展是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核心需求,通过构建EES系统协调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协调发展、ESDA和面板数据模型,测度分析了2000～2016年长江经济带地级以上行政单元EES系统协调发展的时空分异特征及驱动机制。结果表明:(1)EES系统协调发展呈上升趋势且区域差异逐渐缩小,但整体发展水平较低,中度失调型占据发展类型主体,空间上形成"东北高、西南低"的发展格局,高协调区位于长三角及中西部省会等核心城市;(2)EES系统协调发展呈"等级化"特征,协调度由高到低呈"金字塔"型分布,呈"集群化"特征,城市群内城市协调度整体较高;协调度区域差异特征显著,下游优于中上游,沿江城市优于非沿江城市;(3)EES系统协调发展呈现较强的正向空间自相关,热点区域H-H型集中,冷点区域L-L型较多,局域关联与冷热点空间格局总体表现出沿海优于内陆、下游优于中上游的分异特征;(4)EES系统协调发展时空格局是EES子系统发展、自然区位、战略与政策、空间邻近效应等因素综合驱动形成的结果。     

基于碳减排目标的省域碳生态补偿研究

基于低碳社会背景和碳减排目标,通过构建生态补偿理论框架,设定补偿模式、衡量准则、标准和补偿系数,建立了省域横向碳生态补偿模型,并对各省份进行了量化实证。结果表明:(1) 2015年,各省(除云南外)碳排放均大于碳吸收量,净碳排放总量达274. 60×103万t;(2)碳排放水平在空间分布上呈从东至西递减的态势,而各省碳汇是造成地均碳排放和建设用地地均碳排放空间分布差异的主要原因;(3)区内14省超出生态补偿阈值2 635. 30万t,以最适补偿水平需支付163. 00亿元,16省未达到生态补偿阈值,可获补偿91. 11亿元;(4)受经济发展水平、生态资源本底、碳排放目标强度等因素影响,生态补偿结果与经济发展水平呈空间同质,整体呈"东付西补"的分布状态。最后从构建以中央为主导的生态补偿模式、建立碳收支账户和完善多样化补偿方式等角度对省域横向碳生态补偿制度的建设提出了建议,以求为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