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袋复合除尘器的应用研究

针对我国燃煤电厂的除尘现状,指出电袋复合除尘器的技术经济优势.电袋复合除尘器在新建及改扩建电厂的成功应用取得了良好的经济、环境效益,并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其研究重点是静电除尘单元和布袋除尘单元之间的结合.     

读者之声

基础不能削弱2009年第1期卷首语栏目《基础不能动摇》一文,从山西一家老纺织企业停产、一位年富力强的安技科科长下岗谈到这次危机对我国实体经济的影响,特别是对企业安全生产队伍的影响,不禁让人担忧。企业安全管理队伍是安全生产的基础,这个基     

金融危机对中国发展碳金融的影响及对策分析

2007年以来,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已经对世界各国的金融体系造成了或大或小的影响,这对于全球碳金融市场——这个刚刚起步并稍显呈现欣欣向荣之势的市场无疑是一个利空消息。本文总结了国际碳交易市场在金融危机来袭时的表现,着重分析了中国通过清洁发展机制参与国际碳金融市场并受金融危机影响的表现,探讨了在金融危机的大环境中,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如何在危机中寻求生存并发展。     

基于ARDL方法分析福建省资源利用与经济增长关系

运用物质流分析方法以及最新发展的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ARDL),对福建省1990~2008年资源利用和实际GDP二者关系进行检验和分析.采用了物质流分析指标中直接物质投入来表征区域资源利用量.ARDL边界检验结果表明,资源利用和经济增长间存在稳定的长期均衡关系.进一步通过ARDL模型揭示了区域经济增长对资源利用长期弹性系数,其值约为0.73,通过误差修正模型揭示了短期弹性系数,表明了经济增长到资源利用的长期格兰杰因果关系.对福建省经济增长和资源保护战略提出了政策建议.这一研究思路和方法具有普适性,可以适用于其他地区关于资源利用和经济增长的问题的讨论和研究.     

公共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以长江经济带为例

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为基础,将公共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引入经济增长模型,采用空间面板数据模型效应分析研究方法,利用长江经济带2003~2016年统计数据,考察了不同类型的公共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在不同时期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1）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空间依赖特征,2008年之后空间依赖程度及其显著度逐渐下降。（2）不同类型的公共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效应存在明显区别。能源基础设施资本存量显著地促进了全域经济增长,总效应为0.515;交通基础设施资本存量显著拉动本地经济增长,直接效应为 0.067 8,间接效应不明显;水利环境基础设施资本存量抑制本地经济增长,拉动邻接地区经济增长,直接效应为 -0.047 3,间接效应为0.165。（3）在不同时期,随着公共基础设施资本存量的不断累积,其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效应发生了明显变化。在2003~2008年时间段和2009~2016年时间段,能源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效应由正转负,表明其存量已经越过了最佳投资规模,出现了规模不经济现象;交通和水利环境类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在两个时间段的对比表明其对于经济增长的空间效应随着投资量的增加逐渐加强。     

经济集聚对雾霾污染影响的空间计量研究——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为例

雾霾污染是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民生与环境问题。基于改进产出密度模型,运用地统计和空间计量模型分析长三角城市2015~2017年雾霾污染空间格局和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雾霾污染存在季节性变化特征并且各城市雾霾污染状况逐渐好转。（2）雾霾污染具有显著的局域集聚特征和空间异质性,杭州、宁波和台州呈现低－低集聚特征,而滁州、扬州、镇江和泰州为高－高集聚型,污染区域集中于省界处,污染程度自西北向东南逐渐降低。雾霾污染存在显著的城际空间正相关和空间溢出效应,周边城市雾霾污染对本地区会产生负影响。（3）长三角城市人口集聚、研发投入、产业结构、工业烟粉尘排放及城市建设均对雾霾污染产生正向影响,对外开放、能源消耗以及降水等因素对雾霾污染产生负向影响;雾霾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库兹涅茨曲线关系。经济集聚通过优化生产要素的空间分布与组合、共享治污基础设施等,形成雾霾污染抑制作用。     

基于碳减排目标的省域碳生态补偿研究

基于低碳社会背景和碳减排目标,通过构建生态补偿理论框架,设定补偿模式、衡量准则、标准和补偿系数,建立了省域横向碳生态补偿模型,并对各省份进行了量化实证。结果表明:(1) 2015年,各省(除云南外)碳排放均大于碳吸收量,净碳排放总量达274. 60×103万t;(2)碳排放水平在空间分布上呈从东至西递减的态势,而各省碳汇是造成地均碳排放和建设用地地均碳排放空间分布差异的主要原因;(3)区内14省超出生态补偿阈值2 635. 30万t,以最适补偿水平需支付163. 00亿元,16省未达到生态补偿阈值,可获补偿91. 11亿元;(4)受经济发展水平、生态资源本底、碳排放目标强度等因素影响,生态补偿结果与经济发展水平呈空间同质,整体呈"东付西补"的分布状态。最后从构建以中央为主导的生态补偿模式、建立碳收支账户和完善多样化补偿方式等角度对省域横向碳生态补偿制度的建设提出了建议,以求为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参考。     

长江经济带生态—经济—社会系统协调发展时空分异及驱动机制

推动生态—经济—社会(EES)系统协调发展是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核心需求,通过构建EES系统协调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协调发展、ESDA和面板数据模型,测度分析了2000～2016年长江经济带地级以上行政单元EES系统协调发展的时空分异特征及驱动机制。结果表明:(1)EES系统协调发展呈上升趋势且区域差异逐渐缩小,但整体发展水平较低,中度失调型占据发展类型主体,空间上形成"东北高、西南低"的发展格局,高协调区位于长三角及中西部省会等核心城市;(2)EES系统协调发展呈"等级化"特征,协调度由高到低呈"金字塔"型分布,呈"集群化"特征,城市群内城市协调度整体较高;协调度区域差异特征显著,下游优于中上游,沿江城市优于非沿江城市;(3)EES系统协调发展呈现较强的正向空间自相关,热点区域H-H型集中,冷点区域L-L型较多,局域关联与冷热点空间格局总体表现出沿海优于内陆、下游优于中上游的分异特征;(4)EES系统协调发展时空格局是EES子系统发展、自然区位、战略与政策、空间邻近效应等因素综合驱动形成的结果。     

国家环境经济政策进展评估报告2021

本年度报告采取实地调研法和政策分析法,针对2021年我国环境经济政策实践开展系统评估,总体认为2021年环境经济政策体系建设不断健全,环境经济政策改革与创新工作取得了重要进展,在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支撑服务全面绿色低碳发展转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生态文明与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动力机制。在快速变化的宏观经济社会形势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巨大冲击下,环境经济政策改革与创新需要进一步统筹国内国际发展新形势,在协同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中发挥更加重要作用。     

中国环境污染事故发生与经济发展的动态关系

基于1992~2006年中国经济发展和环境污染事故时序数据,建立了中国经济发展和环境污染事故发生的计量模型,以此来分析中国环境安全状态的发展阶段与趋势.结果表明,中国环境污染事故频数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倒“N”型波浪式的EKC特征.环境污染事故频数、水污染事故频数、大气污染事故频数随着人均GDP的快速提高, 先下降、后上升、再下降, 但还会出现反复.环境污染事故的发生不同于环境污染物的排放,不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必然产物,但是却具有非常大的不确定性和危害性,必须利用先进的政策、制度和技术,才可以有效减少污染事故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