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波特假说”存在产业异质性吗?——基于产业碳密集程度细分的视角

强"波特假说"认为严格而恰当的环境规制政策将使企业的生产效率呈现先降后升的趋势,为验证强"波特假说"及其产业异质性,首先建立产业碳密集指数,将工业部门36个细分行业划分为高碳密集产业、中碳密集产业和低碳密集产业;接着运用方向性距离函数测算2003—2014年细分行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系统"GMM"估计方法验证三个细分行业的环境规制强度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第一,样本期间内,高碳密集产业的环境规制强度远远高于中低碳密集产业,这表明高碳密集产业一直是产业节能减排的重点对象,而碳排放情况较为严重的中碳密集产业则为"被遗忘的角落";第二,强"波特假说"在工业部门内存在产业异质性,高碳密集产业和中碳密集产业的环境规制强度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U"型关系,而在低碳密集产业中两者则呈倒"U"型关系;第三,相对于高碳密集产业,中碳密集产业因环境规制强度较容易跨越"U"型拐点而具有较大的减排空间,低碳密集产业在达到"U"型拐点之前,环境规制为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动力。本文研究结论蕴含如下的政策建议:根据产业的碳密集程度实施针对性的环境规制政策,持续加强中碳密集产业的环境规制力度,适度加强低碳密集产业的环境规制强度,高碳密集产业需根据不同阶段的经济水平设计具有针对性的环境规制政策,逐渐将三类产业的"遵循成本"效应转化为"创新补偿"效应,实现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双赢。     

基于三阶段SBM-DEA的区域绿色科技资源优化配置效率测度——以桂林市为例CSSCI

绿色科技资源配置效率受外部环境变量和随机因素的影响。为了消除这一影响,以测定绿色科技资源配置自身运行情况,运用三阶段SBM-DEA模型,对2004—2014年广西壮族自治区14个地级城市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第三产业比重对广西各城市的绿色科技创新效率有反向影响,万人高等院校在校生对广西各城市的绿色科技创新效率有正向影响,进出口占GDP的比重对广西各城市的绿色科技创新效率的影响具有多重性。对绿色科技资源的测算结果显示,桂林市的绿色科技资源配置效率呈波动上升趋势。通过对桂林市的投入—产出冗余分析,影响桂林市科技资源配置效率的主要因素是科技资源投入不足,缺乏与科技创新成果相匹配的核心产业,科技成果转化率较低,产学研结合不紧密。因此,桂林市可通过增加教育和科技投入、发展核心竞争力产业和加强人才培养等方式来提高绿色科技资源配置效率。     

消费者绿色购买意愿与购买行为差距研究CSSCI

消费者在绿色购买行为上表现出意愿和最终行为的差异。运用计划行为理论和态度—行为—情景理论分析差异原因,建立模型并开展消费者调研。结果表明:首先,绿色购买意愿与购买行为的差距在我国普遍存在,63.5%的消费者存在购买意愿未能转化为购买行为的情况;其次,感知行为控制、情境和习惯因素均在购买决策中发挥作用,调节了消费者的绿色购买意愿—行为,其中情境的调节作用最显著;第三,各变量中消费者收入水平对购买意愿—行为的调节作用最明显。这为促进绿色消费、开展绿色商业实践提供启示,企业和政府可以通过合理设定价格、获取绿色认证、加强政策支持的方式鼓励绿色消费行为增长。     

环境规制对企业财务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绿色创新的中介效应CSSCI

采用中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2011—2014年的面板数据,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绿色创新和企业财务绩效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环境规制负向抑制企业短期财务绩效,即环境规制在短期内会导致企业成本增加;(2)环境规制正向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表明增加的企业成本转移到创新投入方面,进而提升其绿色创新能力;(3)绿色创新在环境规制对企业长期财务绩效的影响中具有中介效应,证实了我国重污染行业存在"波特假说"。     

全国政协委员建议:将建筑垃圾纳入“城市矿产”体系

<正>建筑垃圾严重"超载"现象已成为城市"顽疾",其产量巨大但资源化利用严重不足。全国政协委员、贵州省政协副主席左定超认为,当前亟须创新建筑垃圾管理体制,将其纳入"城市矿产"体系加以资源化利用,使其变废为宝,以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和创造经济价值。左定超说,建筑废弃物和工程开挖弃土等建筑垃圾产量日增,在国内一些地方大有建筑垃圾"围城"     

中国发展绿色经济的主要挑战和战略对策研究

该文对我国发展绿色经济的必要性、面临的主要挑战以及战略对策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过去20年来,我国通过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实现了经济快速发展,但也由此带来了巨大的资源环境代价,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20年也是承接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转移的20年;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生态超载和环境风险最高的国家,并且传统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正在丧失,中国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转型压力。加快经济的绿色转型,中国有有利条件,如内需市场庞大、民间资本较为充裕等,但更多的是挑战,突出地体现在需克服三道难关:一是中国仍处于工业化、城镇化中期,自身对传统产业的旺盛需求还将持续10-15年,且支撑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许多核心技术尚待突破,面临着传统产业锁定关;二是在传统能源行业的垄断性以及新兴产业的技术障碍等因素综合影响下,新兴绿色行业的国内市场培育非常缓慢,面临着内需疲软关;三是土地、水和矿产等要素价值被严重低估,环境损害游离于企业生产的成本-效益之外,面临着资源环境价格与价值扭曲关。面向未来,我国应立足国内需求来培育和壮大新兴绿色产业,继而再谋求在全球产业分工格局中的竞争优势。为此,我国需要重点从四个方面构建有利的政策措施:①完善促进传统产业淘汰/升级的倒逼机制和新兴产业发展的激励机制,建立以全要素生产率为主的经济发展考核体系;②促进新型城镇化、新兴产业发展和新兴就业的紧密结合;③采取"技术创新—形成专利—建立标准—引导市场"模式谋求新兴产业的全球竞争力;④在全社会着力构建绿色消费模式。     

绿色悖论抑或倒逼减排——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影响的双重效应

从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影响这一基本问题出发,针对可能发生的绿色悖论与倒逼减排两种结果进行理论阐释,认为环境规制不仅会对碳排放产生直接影响,而且会通过能源消费结构、产业结构、技术创新和FDI四条传导渠道间接影响碳排放。在此基础上,本文利用2000-2011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两步GMM法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影响的双重效应。具体而言,通过引入环境规制的平方项考察环境规制与碳排放之间非线性的直接关系,并且构造环境规制与能源消费结构、产业结构、技术创新和FDI的交叉项探求环境规制影响碳排放的间接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直接影响轨迹呈倒U型曲线,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由弱变强,影响效应由"绿色悖论"效应转变为"倒逼减排"效应。就中国的实际情况而言,现阶段环境规制有效遏制碳排放,达到预期效果。无论是否具有环境规制约束,能源消费结构均是显著增加碳排放的重要诱因,蕴含环境规制尚未低碳化能源消费结构。环境规制倒逼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刺激技术创新,扭转了产业结构和技术创新对碳排放的作用方向。令人遗憾的是,环境规制同时抑制了FDI的环境溢出效应和资本累积效应以及削弱本国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致使FDI表现为"污染避难所"效应。因此,政府应该适度加强环境规制强度和合理选择环境规制工具,使得倒U型曲线的下降阶段更加显著与持久。同时,改革能源价格、提高环保技术以及优化FDI的引资和用资策略,从而充分发挥环境规制的碳减排效应。     

企业绿色转型关键在制度建构

当前企业的绿色转型,关键不在技术、资金和人力资源,而在制度建设。政府要对法律负责,完善制度建设,并以法律为准绳对企业进行有效的管制。科学和技术的进步从来都不能依靠洋务运动,因此建构一个能让各类企业万马奔腾的制度就成为必要之举。如此,才能促使绿色科技的发展和普及,有利于企业的绿色转型。     

企业绿色转型:障碍与路径

当前中国的工业生产存在高载能行业比重偏高、工业资源利用效率较低、工业污染形势严峻等问题,企业的绿色转型非常紧迫。成本与技术是短期内企业绿色转型面临的两大主要障碍。在具体的转型路径设计上,中国需要积极发展现代制造技术,运用信息化改造传统产业,通过基地建设获取集聚经济效益,发展"静脉产业"实现资源循环利用等,同时政府也要搭建一套适合企业绿色转型的政策平台。     

中国银行业的绿色金融实践

中国银行业在制定绿色信贷具体政策、开发绿色信贷产品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但在境外信贷环境和社会风险、加强绿色信贷国际合作方面仍有较大不足。对此,中国可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如将绿色金融纳入银行业发展战略、遵从或借鉴国际先进行业标准等,进一步推动国内绿色金融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