挪威：成功推出海洋渗透能

不久前,挪威能源集团成功地开发出海洋渗透能。研究人员在水箱的一边装上盐水,另外一边装的是淡水。中间用单向渗透薄膜隔开。由于两边的水所含的盐分不同,淡水要流到另外一边盐水浓度高的水箱,这一过程中所产生的海水渗透压力可用来发电。挪威能源集团计划投产1300万欧元,在江河入海口建一个海洋渗透能发电厂进行试验。这种新能源十分环保,不排放CO2,没有垃圾产生,不受天气状况的影响,是一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绿色能源。     

金融深化对绿色发展的门槛效应分析

在绿色发展的过程中,金融作为现代经济体系中必不可少的一环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从一般的理论认知和实践而言,可从金融的深化和广化两个角度来看待金融发展。相对金融广化而言,金融深化更能体现金融对于资本的配置功能和金融体系不断完善的过程,它通过引导投资边际收益率促进绿色发展的效率,进而影响整个绿色经济系统的全要素生产率。本文通过构建一个经济内生增长模型来检验金融深化对绿色发展的影响效应,以2003—2014年中国280个地级单元的面板数据为样本,采用面板门槛模型分析其内在作用的非对称性。结果表明:(1)模型推导发现,金融深化作用在不同生产部门所占份额的配置未达到最优时,金融深化对绿色发展存在门槛效应,即金融深化对绿色发展作用存在可能的非对称性;否则,二者以近似对数函数的关系相互作用。(2)实证发现,金融深化对绿色发展在中国地级层面存在一重门槛效应,似然比检验结果表明该门槛效应在1%的临界值下显著,并且其门槛值大小为0.635 5,门限回归结果显示金融深化对绿色发展在门限值前后的偏效应系数分别为-0.056 8和0.129 9,说明中国金融深化与绿色发展的关系呈现库兹涅茨曲线的倒U形形状。(3)稳健性检验发现,控制变量对金融深化导致的绿色发展门槛效应的扰动仅体现在P值的变化范围之内且变化幅度较小,门限值的大小及置信区间不会发生明显变化,反映中国金融深化与绿色发展的关系结构依然稳健。显然,应当大力推进金融深化过程,突破"门槛效应"的制约,充分发挥金融深化对资本的配置效应,从而推动中国绿色发展进程。     

强“波特假说”存在产业异质性吗?——基于产业碳密集程度细分的视角

强"波特假说"认为严格而恰当的环境规制政策将使企业的生产效率呈现先降后升的趋势,为验证强"波特假说"及其产业异质性,首先建立产业碳密集指数,将工业部门36个细分行业划分为高碳密集产业、中碳密集产业和低碳密集产业;接着运用方向性距离函数测算2003—2014年细分行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系统"GMM"估计方法验证三个细分行业的环境规制强度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第一,样本期间内,高碳密集产业的环境规制强度远远高于中低碳密集产业,这表明高碳密集产业一直是产业节能减排的重点对象,而碳排放情况较为严重的中碳密集产业则为"被遗忘的角落";第二,强"波特假说"在工业部门内存在产业异质性,高碳密集产业和中碳密集产业的环境规制强度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U"型关系,而在低碳密集产业中两者则呈倒"U"型关系;第三,相对于高碳密集产业,中碳密集产业因环境规制强度较容易跨越"U"型拐点而具有较大的减排空间,低碳密集产业在达到"U"型拐点之前,环境规制为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动力。本文研究结论蕴含如下的政策建议:根据产业的碳密集程度实施针对性的环境规制政策,持续加强中碳密集产业的环境规制力度,适度加强低碳密集产业的环境规制强度,高碳密集产业需根据不同阶段的经济水平设计具有针对性的环境规制政策,逐渐将三类产业的"遵循成本"效应转化为"创新补偿"效应,实现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双赢。     

消费者绿色购买意愿与购买行为差距研究CSSCI

消费者在绿色购买行为上表现出意愿和最终行为的差异。运用计划行为理论和态度—行为—情景理论分析差异原因,建立模型并开展消费者调研。结果表明:首先,绿色购买意愿与购买行为的差距在我国普遍存在,63.5%的消费者存在购买意愿未能转化为购买行为的情况;其次,感知行为控制、情境和习惯因素均在购买决策中发挥作用,调节了消费者的绿色购买意愿—行为,其中情境的调节作用最显著;第三,各变量中消费者收入水平对购买意愿—行为的调节作用最明显。这为促进绿色消费、开展绿色商业实践提供启示,企业和政府可以通过合理设定价格、获取绿色认证、加强政策支持的方式鼓励绿色消费行为增长。     

基于三阶段SBM-DEA的区域绿色科技资源优化配置效率测度——以桂林市为例CSSCI

绿色科技资源配置效率受外部环境变量和随机因素的影响。为了消除这一影响,以测定绿色科技资源配置自身运行情况,运用三阶段SBM-DEA模型,对2004—2014年广西壮族自治区14个地级城市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第三产业比重对广西各城市的绿色科技创新效率有反向影响,万人高等院校在校生对广西各城市的绿色科技创新效率有正向影响,进出口占GDP的比重对广西各城市的绿色科技创新效率的影响具有多重性。对绿色科技资源的测算结果显示,桂林市的绿色科技资源配置效率呈波动上升趋势。通过对桂林市的投入—产出冗余分析,影响桂林市科技资源配置效率的主要因素是科技资源投入不足,缺乏与科技创新成果相匹配的核心产业,科技成果转化率较低,产学研结合不紧密。因此,桂林市可通过增加教育和科技投入、发展核心竞争力产业和加强人才培养等方式来提高绿色科技资源配置效率。     

环境规制对企业财务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绿色创新的中介效应CSSCI

采用中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2011—2014年的面板数据,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绿色创新和企业财务绩效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环境规制负向抑制企业短期财务绩效,即环境规制在短期内会导致企业成本增加;(2)环境规制正向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表明增加的企业成本转移到创新投入方面,进而提升其绿色创新能力;(3)绿色创新在环境规制对企业长期财务绩效的影响中具有中介效应,证实了我国重污染行业存在"波特假说"。     

这里的草原静悄悄——游牧文明过时了吗?

一、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中华、印度、埃及、两河流域,都是伟大、古老、具有深厚积累的农耕文明,但是由于长期封闭,缺乏活力。而亚洲中部干旱区的游牧文明常常异军突起,虽较少积累,但具有强大的冲击力。它较多地继承了原始先民的品质,充分发挥人的本能,勇往直前,把一个个封闭的古老文明激活,并串联起来,推动其前进。假如没有游牧民族的冲击,世界将永远各自封闭,陷入没完没了的重复当中。古代人类最大的冲击波,正是来自打开了东西方     

环境的历史书写与文明的价值判断——评《虎、米、丝、泥:帝制晚期华南的环境与经济》

作为早已被学界公认的中国环境史研究力作,马立博(Roberts B.Marks)教授所著《虎、米、丝、泥:帝制晚期华南的环境与经济》(以下简称《虎》)近来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这在当前国内环境史研究方兴未艾的局面下,显然具有相当的必要和意义。从该书的题目我们便可以明了全书研究的时空范围及其主旨。所谓"帝制晚期",大体相当于15～19世纪的明清时期,而此处的"华南"即岭南,从今天的行政区划上来讲即是广东和广西两个省份。在此时空范围内,作者将整个岭南地区视为一个生态系统,而题目中所列举出的老虎、稻米、丝稠和泥土则分别是具有相应代表意义的生态要素。在笔者看来,可以不尽恰当地把老虎看做自然生态的代表,粮食则是人口与土地结合、与气候     

生态文明与美丽中国——论“十八大”关于生态文明的宏伟构想

十八大报告中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提法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理论一行动,是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在中国人民的具体实践中所概括出的行动方向。无论是从劳动力的再生产还是从自然资源的保护来看,现有的发展方式都是不可持续的,中国不可能走美国的老路,只有社会主义才可能真正地建设生态文明。生态文明的建设需要生产力的升级转型,也需要一个更为公正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再生产只是为了资本的增值;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却是以人为本,从而也就能够将生态环境问题纳入到发展的规划之中。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引下,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必将具有普世性的意义。     

中国银行业的绿色金融实践

中国银行业在制定绿色信贷具体政策、开发绿色信贷产品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但在境外信贷环境和社会风险、加强绿色信贷国际合作方面仍有较大不足。对此,中国可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如将绿色金融纳入银行业发展战略、遵从或借鉴国际先进行业标准等,进一步推动国内绿色金融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