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阳市空气中PM2.5/PM10时空分布特征研究

利用2013年贵阳市10个国控监测站点PM2.5和PM10全年(2013年1月1日00时-2013年12月31日23时)实时同步质量浓度监测资料,取24小时滑动平均,研究PM2.5和PM10质量浓度比值(PM2.5/PM10)的时间、空间分布特征及二者质量浓度的相关性.结果表明:2013年贵阳市PM2.5/PM10的年均值为0.64,春、夏、秋和冬季的平均值分别为0.64、0.49、0.66和0.77.PM2.5/PM10四季有较大差异,冬季比值最高,夏季最低,春、秋两季相当;由于所代表的功能区及环境位置特点不同,各监测点同时刻的PM2.5和PM10浓度值有较大差异,但PM2.5/PM10的空间分布没有明显差异;对PM2.5和PM10浓度值进行回归分析,当PM10浓度增大时,PM2.5整体呈增大趋势.     

局域地形和林火数量对区划方法的影响规律研究

森林火灾等级区划不仅能为预防森林火灾提供宏观指导,并有利于防火人员的合理安排,从而达到对火灾的有效防范和控制。一个好的森林火灾的区划结果得益于适宜的区划方法,而区划方法的选择则受制于区划影响因子,因此探讨森林火灾区划的影响因子对区划结果至关重要。分析了重庆市森林火灾的空间分布特征,并在GIS支持下,利用2000-2010年中527例历史林火记录和DEM数据,分析了局域高度和林火数量对森林火灾区划的影响。最终,将局域高度及林火数量构建成火灾易发程度并空间化,从林火易发程度的角度出发给出了重庆市森林火灾区划结果。通过分析发现,所构建的林火易发程度可从地形和林火数量的角度反映某一地区的林火发生情况,因此局域地形和林火数量可分别作为重庆市森林火灾区划的指标之一。     

复杂地下空间交通体系连接匝道烟气控制方案研究

复杂地下空间交通体系作为新型地下交通形式,车流量大且存在多个分合流点,气流组织复杂,防灾排烟难度极大。以杭州某复杂地下空间交通体系连接匝道为研究背景,提出匝道通风排烟设计方法,再选取其中二合一式连接匝道结构,采用FLUENT模拟其两种防灾排烟方案的有效性。模拟结果表明：两个连接匝道末端单独设置排烟口的设计方案可有效保证火源下游车辆和火源上游人员的逃生安全;根据分合流流速分配理论模型,在合流处只设置一个排烟口且排烟量提高40 m³/s时,也可达到同样的防灾排烟效果,从土建成本考虑,推荐此方案,为同类型隧道结构提供借鉴。     

"一带一路"绿色发展伙伴关系建设浅析

在世纪疫情、百年变局和地球生态危机等背景下,中国同部分“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发起“一带一路”绿色发展伙伴关系倡议,打造“一带一路”绿色发展伙伴关系,共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绿色发展伙伴关系建设正在成为服务“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全球绿色治理和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及《巴黎协定》目标实现的重要布局。“一带一路”绿色发展伙伴关系建设契合国际社会的现实需求、契合“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导向等,展现出广阔的发展前景。展望未来,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可以从治理主体、理念、战略等维度深化“一带一路”绿色发展伙伴关系建设。     

中国旅游业绿色发展效率时空演变特征及影响机理

绿色发展是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旅游业奉行以人为本、生态至上和全面发展的新价值观。在梳理旅游业绿色发展概念及内涵基础上,构建旅游业绿色发展效率评价体系,运用SBM-Undersirable模型、核密度估计、空间马尔科夫链等方法,探讨2008—2018年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旅游业绿色发展效率（TGDE）时空演化特征及影响机理。研究发现：（1）时间和空间变化方面,TGDE总体处于中等偏下水平,时间上呈“W”型变化形态,“下降—上升—调整”阶段特征显著;空间呈“东—中—西”递减分布,内部差异为西部地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低、中、高效率由“金字塔”向“菱形”结构转变,高效率地区集中于东部沿海,中等效率多分布于中西部地区,低效率位于胡焕庸线两侧。（2）动态演进方面,TGDE始终存在两极分化现象,但区域协调性逐步增强,具有较强平稳性,难以实现跨越式发展,空间向上转移省份比较集中,以中西部为主,向下调整省份较少,且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溢出影响具有不对称性。（3）影响机理方面,总体上,经济水平、产业结构、政府规制、教育水平和旅游资源影响因子与TGDE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对外开放程度的作用不显著,但各因子的影响程度、作用机理及条件具有较强地域性。     

黄河流域生态环境脆弱性评价、空间分析及预测

生态环境脆弱性是制约经济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以2005—2018年黄河流域73个城市为研究对象,构建了黄河流域生态环境脆弱性的评价指标体系,采用主成分分析计算了黄河流域生态环境脆弱指数,并依据自然断点法将评价结果分为极度脆弱、重度脆弱、中度脆弱、轻度脆弱、微度脆弱五类。进一步通过空间相关分析揭示了黄河流域生态环境脆弱性的时空演变特征,并利用CA-Markov模型对黄河流域2025年生态环境脆弱性进行了预测。结果表明：（1）黄河上、中、下游生态环境脆弱性分别表现“低—中—高”的分布特征,且生态环境脆弱性变化趋势存在区别：上游虽差异较大但波动相似,中游波动方向相反,下游在2016年之后整体呈下降趋势。（2）黄河流域生态环境脆弱性存在空间相关性,上游呈现低—低聚集,下游呈现高—高聚集,中游空间相关性不显著。（3）预测2025年黄河流域中游地区重度脆弱有所扩张,下游地区极度脆弱向中心区域明显收缩。黄河流域生态环境的治理与保护并非一朝一夕之事,也并非某一流域单独能够完成的,黄河上、中、下游要根据不同的自然条件制定与之相适宜、符合整体发展需要的治理与保护措施。     

长江三角洲创新发展空间溢出效应的测度与分解

一体化深化背景下,准确把握城市群创新互动关系,对于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空间溢出是创新发展互动关系重要体现之一,基于城市尺度数据、空间计量方法,对长江三角洲创新发展空间溢出效应进行多角度研究。主要结论如下：（1）城市创新发展存在显著为正的空间溢出效应,创新人才、资金投入、经济发展、交通设施和对外开放等都是创新发展重要驱动因素,但不同因素空间溢出效应存在差异。（2）不同区域、不同时期对比发现,创新发展空间溢出效应存在显著差异,如区域对比核心区时间演变明显增强等。（3）空间溢出效应随距离增加呈现“倒U型”演变趋势,且这一效应在325 km处最大,而后空间溢出效应的缓慢波动下降与中心城市相对均衡分布有关。本文为识别城市创新发展互动关系提供了新视角,对推动城市群创新发展、一体化深化等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典型喀斯特地区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分区研究——以贵州猫跳河流域为例

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是实现生态系统服务可持续供给的重要保障,明确其空间分区是开展生态修复的前提条件。针对现有生态修复分区方法的层级单一、结果针对性欠佳等问题,以典型喀斯特地区贵州猫跳河流域为研究区,构建“自然立地条件—主导生态功能—生态胁迫问题”生态修复分区框架。选取海拔、坡度、地形起伏度、植被类型等自然立地条件指标分析流域内地域分异规律,进而划定生态修复一级分区;基于水源涵养、土壤保持、生物多样性维护、粮食供给等主要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价结果识别区域主导生态功能,据此划定生态修复二级分区;结合石漠化敏感性、水土流失敏感性及生态退化度等关键生态胁迫问题指标构建生态修复分区指数识别生态修复重点区域,进而开展生态修复三级分区划分。最终,将猫跳河流域划分为3个生态修复一级分区、10个生态修复二级分区及30个生态修复三级分区,并提出了相应的生态修复策略。研究可为猫跳河流域生态修复实践提供参考,并为西南喀斯特地区生态修复分区提供理论借鉴。     

长三角区域一体化高质量发展：问题与出路

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对于中国经济行稳致远有着不言而喻的重要意义。为了科学全面认识新时代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厘清未来的发展出路,邀请来自不同领域的相关专家就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中的区域协调、产业协同、交通组织、城镇体系演变、跨区合作、要素配置、流域统筹、一体化路径、绿色低碳发展等研究前沿进行访谈。访谈结果表明：长三角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其发展中仍然存在内部发展不平衡、区间交通割裂、行政壁垒尚存、流域生态协作不健全、产业协同发展不足、绿色经济体系较弱等突出问题。长三角在中国乃至世界发展格局中的战略地位,需要综合各学科各专业的理论知识,从不同视角持续关注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重大科学命题。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长三角一体化首先要创新机制缩小区域内部发展差异,强化综合交通一体化的基础支撑,更要突破行政边界的制约;其次要创新机制体制来保障生产要素的有效流动与配置,通过价值链、产业链、创新链的融合发展来夯实一体化;再次要促进土地要素向长三角集中使用,提高长三角地区土地承载能力,为长三角区域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提供充足的土地要素保证;然后要优化人口就业空间结构,加强城际间环境污染联防联治,强化大江大河等重大流域的省际统筹与合作,共同提升长三角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推动绿色一体化发展;最后更要贯彻五大新发展理念,通过科研突破与市场机制来实现低碳发展,在创新驱动引领下打造流空间世界级枢纽,以实现长三角区域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以上观点为长三角区域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可行的理论和决策支持。     

基于安全格局理论的国土空间规划冲突协调途径

为解决国土空间面临的城市蔓延、乡村空心化、环境退化等系统性问题,国土空间规划需要整合出于各部门利益最大化制定的、时常是相互冲突的规划方案,实现“多规合一”。基于安全格局理论提出协调规划冲突的途径,包括：（1）在认识层面,将国土空间规划视为理性过程,利用最小—最大约束途径制定可辩护的规划方案,通过空间博弈协调对有限土地的竞争、寻求各方均可接受的结果;（2）在操作层面,首先识别作为保障自身目标、协调各方利益依据的安全格局,然后据此对空间用途进行谈判。实践中需要建立协调规划冲突的制度机制,并在多方博弈中优先考虑处于劣势的生态和自然资产,通过建立生态安全格局和生态基础设施提供综合生态系统服务,再造秀美河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