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大学绿色大学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环比国内外绿色大学的发展及评价的实际情况,建立起包括环境质量、环境绿化、基础设施、环境教育、能源资源利用、环境管理6个方面的绿色大学评价指标体系。根据德尔斐法原理,由专家评定权重,从而计算大学绿色度。     

港口经济推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分析

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演变,港口经济已经成为国际经贸交流的重要推动力量。本文通过理论和实证分析,使读者对港口经济推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关系有了更全面和深入的认识,对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实践活动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文章以港口经济对沿海经济发展的作用机理分析为切入点,以出口导向理论、集聚-扩散效应等理论为基础,分析了港口生长点效应,阐明了港口经济推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动态过程,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揭示了港口经济与沿海地区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港口经济与沿海地区经济互动发展,紧密结合。从港口经济发展的历史看,以港口为核心的综合服务体系始终是沿海地区发展的基础条件,它通过降低成本、规模经济、开放系统等多个渠道,为沿海地区经济的产生和壮大奠定了基础。在经济运行实际中,港口经济对工业化、国际贸易、城市化发展、经济总产出、要素生产率和就业等方面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对于各个国家特别是沿海地区国家具有重要意义。     

水资源协调利用的利益补偿机制研究

各地经济社会发展与水资源分配利用的不均衡和不平等性所导致的水资源利用的地区性利益冲突与结构性矛盾、经济发展与生态资源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日益凸现。研究水资源协调利用的利益补偿问题,对实现水利工程的长期运行和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通过分析和梳理水资源利用利益补偿的相关理论,构建了水资源协调利用的利益补偿机制框架,并用实例来验证其可行性和有效性。研究结果表明,基于水资源的公共物品属性、水资源的生态价值论和水资源利用的公平正义伦理观,从补偿原则、补偿方式和补偿标准等方面来构建水资源协调利用的利益补偿机制在实践上具备可行性,能够有效地实现水资源与水利工程效益的合理配置、公平共享和可持续利用。建议各地在水资源的利用中不仅要认识到其经济价值,更要充分考虑到其社会价值、生态价值、环境价值以及其它相关地区和利益主体的现在和未来的利益需要,尽快建立适合当地自身社会经济发展和自然资源环境条件的水资源协调利用的利益补偿机制。     

基于PSR框架的耕地集约利用及其驱动力研究——以江西省为例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城市化进程的加快,部分耕地非农化已成必然,开展耕地集约利用研究,对缓解人地矛盾、保障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以江西省为例,从人地关系角度出发,构建基于PSR模型的耕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极差标准化方法及综合指数法,计算出1998~2007年江西省耕地利用集约度,得出在这期间江西省耕地集约利用水平及PSR各子系统协调度呈上升趋势;并通过SPSS软件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分析其耕地集约利用水平变化的驱动因素,主要概括为社会经济因素、耕作资源及政策制度因素、自然因素。研究结果可为江西省今后耕地集约利用提供一定的科学依据,也为其他省份提供一些参考价值。     

灭菌处理对不同氧化还原环境下含硫煤矸石中污染物释放的影响

为评价微生物在不同氧化还原环境下对含硫煤矸石中污染物释放的作用,通过设置氧化处理、氧化灭菌处理、还原处理和还原灭菌处理4组处理方式对煤矸石进行连续浸提实验,并测定0、1、3、6、9d后各处理煤矸石浸出液的pH、电导率(EC)、氧化还原电位(Eh)、总溶解性固体(TDS)、金属离子(Fe3+、Mn2+、Cu2+、Zn2+)和阴离子(SO2-4、F-)等特征污染指标。结果表明:氧化环境下,灭菌处理能抑制煤矸石氧化酸化,提高煤矸石浸出液的pH,降低浸出液EC、TDS,并明显降低煤矸石浸出液中Fe3+的溶出浓度,对Mn2+、Cu2+、F-和SO2-4等特征污染离子的溶出也有一定的抑制效果,且随着浸提时间的延长,这种抑制效应日趋加强;而还原环境下,灭菌处理却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还原环境对煤矸石中污染物释放的抑制作用。综上表明,灭菌与否对不同氧化还原环境下含硫煤矸石污染物的释放有重要影响。因此,可以通过工程手段调控矿山环境中微生物活性或类群,对含硫煤矸石污染进行有效的原位控制或治理。     

资源禀赋对中国人口城市化发展的影响

回顾我国人口城市化的发展历程,经济增长是其基本动力,工业化、市场化、对外开放、固定资产投资、人力资本与科技进步等经济增长要素构成了我国人口城市化的动力源泉。但矿产资源作为重要的经济要素,是"福"是"祸"尚且存在着较大争论。基于人口城市化快速发展和资源型经济转型两大时代背景,本文运用城市面板数据建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研究我国人口城市化的动力机制,重点研究资源禀赋在人口城市化进程中的作用以及由此导致的不同地区人口城市化动力结构之间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从整体上看,矿产资源对我国的人口城市化起到了积极的促进影响,但资源丰裕度的不同决定了不同地区人口城市化动力结构和动力机制并不完全相同。对于资源丰裕地区而言,资源是内生的动力因素,既作为生产要素参与生产,同时又作为具有稀缺性的商品获得产品收入,由此对本地的产业结构产生根本影响,在经济增长和人口城市化的动力结构中占有了重要的位置;而对于非资源型省份来说,资源是外生的,只是作为外购的生产要素参与生产,资源在这些省份并不构成相对独立的驱动力。在此前提下,资源丰裕地区与资源贫乏地区人口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出现了明显差异:工业化、市场化、科技力量在资源贫乏省份的作用明显大于在资源丰裕省份中的作用;而资源禀赋和固定资产投资在资源丰裕地区中的作用更大。也就是说,资源禀赋条件的不同从根本上决定了资源丰裕地区与资源贫乏地区人口城市化发展动力的内在差异性,同时也使人口城市化发展模式不尽相同。     

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贫困问题:按要素分解分析

本文采用CHNS数据库,运用经过改进的贫困分解方法和贫困弹性法,从静态和动态两个维度对城镇化进程中的城镇化状况与城市贫困关系进行了研究。静态分解显示,我国城镇化中不存在要素短缺的城市贫困,城市贫困均为要素的分配效应所致,同时城镇化对三种贫困指标的分配效应为:在城市贫困广度上有减贫效应,但减贫作用在减弱;对城市贫困强度和综合状况先具有减贫效应,但减贫作用衰减更快,最终演变成了增贫效应。动态分解表明:城镇化变动对城市贫困广度和贫困强度变化的总效应均为减贫效应,但减贫力度呈现逐渐变大后缓慢变小的"V"型轨迹,对贫困综合指标总效应减贫状况呈现出波浪式的衰减趋势;从总效应内部结构看,总效应的波动变化主要是由城镇化分配效应波动变化所引起,而在相当程度上,总效应在某些时期表现为减贫作用,都是城镇化收入效应的功劳,但其减贫能量在衰减;弹性分析结论更加有力印证了对贫困动态分解的上述结果。因此,要继续保持城镇化水平变动对城市贫困变化为减贫的总效应,应从主要依赖于城镇化水平变动对城市贫困的收入减贫效应,转变为主要依赖城镇化对城市贫困的分配减贫效应,这是今后降低城市贫困的可取途径。     

农民对资源性农业废弃物循环利用的价值感知及其影响因素

作为一项福利性特点较为明显的政策措施,资源性农业废弃物循环利用的价值能否得到广大农民认同,不仅反映了农民对资源性农业废弃物循环利用的主观认识和接受程度,而且影响到"两型农业"的建设进程。鉴于此,本文基于湖北省752位农民的调研数据,采用Ordinal Probit模型系统分析了农民对资源性农业废弃物循环利用的价值感知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资源性农业废弃物循环利用的价值得到了大多数农民的认同,但其价值并未得到充分体现。农民对资源性农业废弃物循环利用各类价值的感知程度排序是:环境价值社会价值经济价值,其比例分别为86.0%、68.7%、60.3%;2尽管影响农民对资源性农业废弃物循环利用各类价值感知的关键因素略有差异,但总体上而言,男性、年龄较小、学历较高、具有农业科技培训经历、主要收入来源为农业、家庭信息化水平较高、对环境污染的关注程度较高、对当前农村环境状况评价较差、环境情感积极性较高的农民,更能感知到资源性农业废弃物循环利用的价值;3资源性农业废弃物循环利用要实现经济价值、环境价值、社会价值的统一,需要政府部门在制度安排上向农业循环经济倾斜:通过采取强化补贴、引导涉农企业参与、培育资源性农业废弃物循环利用服务实体等措施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加强以正规教育和非正规教育为代表的人力资本投资,加快推进农村信息化建设;形成农民、政府双方关于资源、环境、经济协调发展的共同学习型组织,建立资源性农业废弃物循环利用共同愿景,通过培育农民的环境情感,提高其主动保护环境的意识。     

耕地保护经济补偿分区及财政转移支付——以湖北省为例

耕地保护不仅要确保耕地的数量不减少、而且要保证耕地的质量和生态功能不下降。本文综合考虑耕地的数量、质量和生态属性,采用加权求合法计算耕地的综合水平,并据此采用Jenks自然断裂点法将湖北省102个县(市、区)划分为耕地赤字区、耕地平衡区以及耕地盈余区,界定了县级层面耕地保护补偿关系。分区结果显示:全省共有56个耕地赤字区,28个耕地平衡区以及18个耕地盈余区,盈余区个数仅占总样本的18%,说明湖北省耕地资源综合水平偏低;省内耕地资源综合水平差异较大,综合水平值最高为0.209 9(钟祥市),最低为0(江汉区、武昌区和黄石港区),平均水平为0.083 8。此外,通过构建耕地资源综合水平与土地财政之间的定量关系,实行跨区域的财政转移支付,以均衡各区域的发展。研究结果表明:耕地资源综合水平每增长1个效用值,土地财政收入约减少115.811万元。结合分区结果和定量关系可知,18个受偿区中,耕地综合水平最高的钟祥市得到最高的补偿款(315.715 4万元);56个支付区中,江汉区、武昌区和黄石港区的耕地综合水平均为0,修正后三者的补偿款分别为203.580 2万元、89.371 0万元和135.452 7万元。此外,财政转移支付行为具有一定的现实可操作性,各个县(市、区)的转移支付额占当年地方财政收入的比例较低,约为0.007%~3.374%,均在政府可承受的范围之内。研究成果能为均衡湖北省各区域的发展提供依据,对于我国耕地保护的实施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成都城市居民累进阶梯式水价结构与政策效果分析

水价改革是近年来政策变革和学术研究的热点问题。由于水资源本身兼具资源产品、民生产品和普通商品的特征,居民水价改革需要兼顾资源配置效率和居民的水费承受能力的同时,也需要关注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以及节水效应。本研究针对成都市拟议中的累进阶梯式水价改革,基于全社会成本定价原则,通过设计不同的全社会成本水平和对应模拟不同的阶梯式水价结构,选取能够刻画居民用水需求特征的二次近似完美的需求体系,并利用相关计量经济学方法,实证分析价格结构的差异性设计对不同政策方面的影响。首先,横向比较分析的结果表明,总体而言,累进阶梯式定价有助于兼顾效率与公平,但不同的价格结构会影响到收入分配效果和节水效应。两阶梯价格水平差越大,收入群组间的交叉补贴相应越大。阶梯价格差越大的设计反映出的结果是,通过对高收入群组奢侈性部分用水征收更高的费用,从而使得所有居民能以更低的费用满足生存性的用水需求,即实际上体现为基本和奢侈性需求这两部分用水的成本在收入群组间不同的分担比例形式。同时,不同价格结构下的人均用水量也有所不同。这些差异的客观存在,表明阶梯式水价政策改革需对各种可能方案进行评估,以确保在各种政策效果间进行合理的权衡。此外,当较高收入群组的奢侈性用水量较大时,可考虑三阶梯甚至更多阶梯数的结构设计。阶梯数设计越多,可以对不同奢侈性用水制定不同的价格,以更加灵活的方式分担奢侈性用水的成本。但需要注意的是,更多阶梯数的设计可能会导致更大的交易成本(例如居民对价格结构的认知成本、计费的会计成本等)。该结论同样提示政策制定者需要权衡不同阶梯数设计的利弊以做选择。其次,针对不同水平的全社会成本所进行的纵向比较发现,当全社会成本水平越高,不仅表明水价综合水平的提高,同时也需要设计更多阶梯以及奢侈性用水阶梯需要设计更高价格水平的要求,该结论表明阶梯定价水平和价格结构都必须根据全社会成本水平的变化进行适时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