漆渣的循环再利用

漆渣是喷漆过程产生的废弃物,2013年中国仅汽车行业就产生漆渣约6.64万t。由于漆渣的巨大产生量和有害属性,对处理和处置造成很大挑战。循环和再利用是废弃物处置方法中对环境最友好的解决方式。从水泥窑协同处置、热干燥处理及产物利用、热解处理及产物利用三方面,回顾了近20年来在漆渣循环再用方面的研究进展和实际应用。     

全国政协委员建议:通过立法促进我国再生资源产业健康发展

<正>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对节能减排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同时,因管理不当,再生资源非法拆解利用所造成的区域性环境污染触目惊心,也有一些流向非法从业者,造成严重的社会治安和环境污染问题。对此,全国政协委员,农工党中央常委、广东省主委,广东省政协副秘书长马光瑜认为,可借鉴日本的做法,通过立法使再生资源管理成为全社会的法定责任,促进我国再生资源产业健康发展。马光瑜委员查阅了大量资料,作了一番调研,由于近期缺乏类似统计资料,他以2008年广东统计数字为例作说明:广东     

资源禀赋对中国人口城市化发展的影响

回顾我国人口城市化的发展历程,经济增长是其基本动力,工业化、市场化、对外开放、固定资产投资、人力资本与科技进步等经济增长要素构成了我国人口城市化的动力源泉。但矿产资源作为重要的经济要素,是"福"是"祸"尚且存在着较大争论。基于人口城市化快速发展和资源型经济转型两大时代背景,本文运用城市面板数据建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研究我国人口城市化的动力机制,重点研究资源禀赋在人口城市化进程中的作用以及由此导致的不同地区人口城市化动力结构之间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从整体上看,矿产资源对我国的人口城市化起到了积极的促进影响,但资源丰裕度的不同决定了不同地区人口城市化动力结构和动力机制并不完全相同。对于资源丰裕地区而言,资源是内生的动力因素,既作为生产要素参与生产,同时又作为具有稀缺性的商品获得产品收入,由此对本地的产业结构产生根本影响,在经济增长和人口城市化的动力结构中占有了重要的位置;而对于非资源型省份来说,资源是外生的,只是作为外购的生产要素参与生产,资源在这些省份并不构成相对独立的驱动力。在此前提下,资源丰裕地区与资源贫乏地区人口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出现了明显差异:工业化、市场化、科技力量在资源贫乏省份的作用明显大于在资源丰裕省份中的作用;而资源禀赋和固定资产投资在资源丰裕地区中的作用更大。也就是说,资源禀赋条件的不同从根本上决定了资源丰裕地区与资源贫乏地区人口城市化发展动力的内在差异性,同时也使人口城市化发展模式不尽相同。     

基于宗地层次的合肥市产业用地集约利用评价

在我国城市产业用地利用过程中存在着较多的土地闲置、浪费和低效利用等现象。实施产业用地的集约利用评价研究可以为城市产业用地优化配置和管理提供科学依据,对城市用地的节约集约利用有着重要意义。本文从城市土地空间布局和利用强度角度出发,以同心圆理论、多中心理论等区位理论为支撑,采用定性和定量化方法结合,以科学、便捷、高效为原则,系统地提出宗地层次上的产业用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标准以及评价模型,并对合肥市商服业用地、重工业用地和轻工业用地的集约利用情况进行了评价,适当提出了一些用地建议。评价结果表明:①在所有评价的宗地中,有62.46%的宗地达到集约,总体集约水平较低;②在三类用地中,达到集约的宗地数量比例从高到低依次为商服业用地、重工业用地和轻工业用地,集约比例分别为66.64%,41.39%,36.02%;③合肥市4个行政区内的产业用地集约利用水平比较接近,庐阳区和包河区相差不大,分别为67.66%和67.36%,蜀山区略低,为62.08%,瑶海区最低,为53.77%;④不同区位圈层内的产业用地集约利用情况存在差异,从内圈层到外圈层,集约的商服业用地数量比例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状态,重工业用地则呈现上升的趋势,而轻工业用地一直处于比较低的利用状态,只有35%稍多。综上所述,建议适当降低市区内商服业用地的建筑密度,提高市区外围的商服业用地容积率和建筑密度;继续推进"退二进三"政策,优化城市产业用地布局,并提高轻重工业用地的利用强度;加强土地监管,防止圈地,闲置,随意改变土地用途等现象。     

绿色悖论抑或倒逼减排——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影响的双重效应

从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影响这一基本问题出发,针对可能发生的绿色悖论与倒逼减排两种结果进行理论阐释,认为环境规制不仅会对碳排放产生直接影响,而且会通过能源消费结构、产业结构、技术创新和FDI四条传导渠道间接影响碳排放。在此基础上,本文利用2000-2011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两步GMM法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影响的双重效应。具体而言,通过引入环境规制的平方项考察环境规制与碳排放之间非线性的直接关系,并且构造环境规制与能源消费结构、产业结构、技术创新和FDI的交叉项探求环境规制影响碳排放的间接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直接影响轨迹呈倒U型曲线,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由弱变强,影响效应由"绿色悖论"效应转变为"倒逼减排"效应。就中国的实际情况而言,现阶段环境规制有效遏制碳排放,达到预期效果。无论是否具有环境规制约束,能源消费结构均是显著增加碳排放的重要诱因,蕴含环境规制尚未低碳化能源消费结构。环境规制倒逼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刺激技术创新,扭转了产业结构和技术创新对碳排放的作用方向。令人遗憾的是,环境规制同时抑制了FDI的环境溢出效应和资本累积效应以及削弱本国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致使FDI表现为"污染避难所"效应。因此,政府应该适度加强环境规制强度和合理选择环境规制工具,使得倒U型曲线的下降阶段更加显著与持久。同时,改革能源价格、提高环保技术以及优化FDI的引资和用资策略,从而充分发挥环境规制的碳减排效应。     

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贫困问题:按要素分解分析

本文采用CHNS数据库,运用经过改进的贫困分解方法和贫困弹性法,从静态和动态两个维度对城镇化进程中的城镇化状况与城市贫困关系进行了研究。静态分解显示,我国城镇化中不存在要素短缺的城市贫困,城市贫困均为要素的分配效应所致,同时城镇化对三种贫困指标的分配效应为:在城市贫困广度上有减贫效应,但减贫作用在减弱;对城市贫困强度和综合状况先具有减贫效应,但减贫作用衰减更快,最终演变成了增贫效应。动态分解表明:城镇化变动对城市贫困广度和贫困强度变化的总效应均为减贫效应,但减贫力度呈现逐渐变大后缓慢变小的"V"型轨迹,对贫困综合指标总效应减贫状况呈现出波浪式的衰减趋势;从总效应内部结构看,总效应的波动变化主要是由城镇化分配效应波动变化所引起,而在相当程度上,总效应在某些时期表现为减贫作用,都是城镇化收入效应的功劳,但其减贫能量在衰减;弹性分析结论更加有力印证了对贫困动态分解的上述结果。因此,要继续保持城镇化水平变动对城市贫困变化为减贫的总效应,应从主要依赖于城镇化水平变动对城市贫困的收入减贫效应,转变为主要依赖城镇化对城市贫困的分配减贫效应,这是今后降低城市贫困的可取途径。     

农民对资源性农业废弃物循环利用的价值感知及其影响因素

作为一项福利性特点较为明显的政策措施,资源性农业废弃物循环利用的价值能否得到广大农民认同,不仅反映了农民对资源性农业废弃物循环利用的主观认识和接受程度,而且影响到"两型农业"的建设进程。鉴于此,本文基于湖北省752位农民的调研数据,采用Ordinal Probit模型系统分析了农民对资源性农业废弃物循环利用的价值感知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资源性农业废弃物循环利用的价值得到了大多数农民的认同,但其价值并未得到充分体现。农民对资源性农业废弃物循环利用各类价值的感知程度排序是:环境价值社会价值经济价值,其比例分别为86.0%、68.7%、60.3%;2尽管影响农民对资源性农业废弃物循环利用各类价值感知的关键因素略有差异,但总体上而言,男性、年龄较小、学历较高、具有农业科技培训经历、主要收入来源为农业、家庭信息化水平较高、对环境污染的关注程度较高、对当前农村环境状况评价较差、环境情感积极性较高的农民,更能感知到资源性农业废弃物循环利用的价值;3资源性农业废弃物循环利用要实现经济价值、环境价值、社会价值的统一,需要政府部门在制度安排上向农业循环经济倾斜:通过采取强化补贴、引导涉农企业参与、培育资源性农业废弃物循环利用服务实体等措施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加强以正规教育和非正规教育为代表的人力资本投资,加快推进农村信息化建设;形成农民、政府双方关于资源、环境、经济协调发展的共同学习型组织,建立资源性农业废弃物循环利用共同愿景,通过培育农民的环境情感,提高其主动保护环境的意识。     

耕地保护经济补偿分区及财政转移支付——以湖北省为例

耕地保护不仅要确保耕地的数量不减少、而且要保证耕地的质量和生态功能不下降。本文综合考虑耕地的数量、质量和生态属性,采用加权求合法计算耕地的综合水平,并据此采用Jenks自然断裂点法将湖北省102个县(市、区)划分为耕地赤字区、耕地平衡区以及耕地盈余区,界定了县级层面耕地保护补偿关系。分区结果显示:全省共有56个耕地赤字区,28个耕地平衡区以及18个耕地盈余区,盈余区个数仅占总样本的18%,说明湖北省耕地资源综合水平偏低;省内耕地资源综合水平差异较大,综合水平值最高为0.209 9(钟祥市),最低为0(江汉区、武昌区和黄石港区),平均水平为0.083 8。此外,通过构建耕地资源综合水平与土地财政之间的定量关系,实行跨区域的财政转移支付,以均衡各区域的发展。研究结果表明:耕地资源综合水平每增长1个效用值,土地财政收入约减少115.811万元。结合分区结果和定量关系可知,18个受偿区中,耕地综合水平最高的钟祥市得到最高的补偿款(315.715 4万元);56个支付区中,江汉区、武昌区和黄石港区的耕地综合水平均为0,修正后三者的补偿款分别为203.580 2万元、89.371 0万元和135.452 7万元。此外,财政转移支付行为具有一定的现实可操作性,各个县(市、区)的转移支付额占当年地方财政收入的比例较低,约为0.007%~3.374%,均在政府可承受的范围之内。研究成果能为均衡湖北省各区域的发展提供依据,对于我国耕地保护的实施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不同季节城市绿地温湿效应分析

城市绿地是城市生态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不同类型城市绿地温湿效应不同,对城市环境的改善效果也不相同。为研究不同绿地同一季节的温湿效应差距实验者在西安选取四种典型绿地——草坪、灌木、疏林、密林为研究对象,阐述了绿地类型、季节与温湿效应之间的关系,为城市绿地建设提供科学依据。本实验通过小尺度定量测定的方法,分别在春、夏、秋、冬四个季节选择晴朗无风的天气对4块绿地和对照处进行温度和相对湿度的同步测定,测定时间为8:00-19:00,连续测定3 d。结果表明:同一绿地,受气温影响一年中温湿效应夏季最强,冬季最弱;在一天中正午高温时段温湿效应较强。四个季节中,气温从早到晚的起伏变化不同,气温日较差大时,绿地温湿效应起伏变化也大,气温日较差小时,绿地温湿效应在一天中的起伏也较小。     

成都城市居民累进阶梯式水价结构与政策效果分析

水价改革是近年来政策变革和学术研究的热点问题。由于水资源本身兼具资源产品、民生产品和普通商品的特征,居民水价改革需要兼顾资源配置效率和居民的水费承受能力的同时,也需要关注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以及节水效应。本研究针对成都市拟议中的累进阶梯式水价改革,基于全社会成本定价原则,通过设计不同的全社会成本水平和对应模拟不同的阶梯式水价结构,选取能够刻画居民用水需求特征的二次近似完美的需求体系,并利用相关计量经济学方法,实证分析价格结构的差异性设计对不同政策方面的影响。首先,横向比较分析的结果表明,总体而言,累进阶梯式定价有助于兼顾效率与公平,但不同的价格结构会影响到收入分配效果和节水效应。两阶梯价格水平差越大,收入群组间的交叉补贴相应越大。阶梯价格差越大的设计反映出的结果是,通过对高收入群组奢侈性部分用水征收更高的费用,从而使得所有居民能以更低的费用满足生存性的用水需求,即实际上体现为基本和奢侈性需求这两部分用水的成本在收入群组间不同的分担比例形式。同时,不同价格结构下的人均用水量也有所不同。这些差异的客观存在,表明阶梯式水价政策改革需对各种可能方案进行评估,以确保在各种政策效果间进行合理的权衡。此外,当较高收入群组的奢侈性用水量较大时,可考虑三阶梯甚至更多阶梯数的结构设计。阶梯数设计越多,可以对不同奢侈性用水制定不同的价格,以更加灵活的方式分担奢侈性用水的成本。但需要注意的是,更多阶梯数的设计可能会导致更大的交易成本(例如居民对价格结构的认知成本、计费的会计成本等)。该结论同样提示政策制定者需要权衡不同阶梯数设计的利弊以做选择。其次,针对不同水平的全社会成本所进行的纵向比较发现,当全社会成本水平越高,不仅表明水价综合水平的提高,同时也需要设计更多阶梯以及奢侈性用水阶梯需要设计更高价格水平的要求,该结论表明阶梯定价水平和价格结构都必须根据全社会成本水平的变化进行适时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