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产业碳排放强度变化及驱动因素研究

为探讨京津冀地区温室气体排放强度变化的影响因素,采用对数平均迪式分解模型及归因分析(LMDI-Attribution)方法,基于1996—2014年数据从细分行业角度进行研究。针对温室气体排放强度作产业结构、能源强度和排放因子三因素LMDI乘法分解,对温室气体排放强度变化的影响效应作归因分析,量化4个行业对分解因素影响效应的贡献,得到以下主要结论:1996—2014年京津冀地区温室气体排放强度主要呈现下降趋势,累计下降23.05%。其中,能源强度是温室气体排放强度下降的主导因素,其影响效应为-61.18%,对这一影响效应贡献最大的是工业,并且四大经济部门均通过能源强度在不同程度上使得温室气体排放强度有所减小,可见"阶梯电价"、"千家企业节能项目"、"十大重点节能项目"等相关政策在工业发展中对提高能源效率的作用明显。产业结构使得温室气体排放强度增加23.53%,其主要贡献者是工业,说明"工业产品出口退税率调整"等一系列政策的效果不明显;然而农业则使得温室气体排放强度降低,贡献值为3.09%。碳排放因子在1996—2014年间对温室气体排放强度的影响为60.47%,是京津冀地区温室气体排放强度增加的主要因素,说明京津冀地区的能源结构不合理。工业对这一效应的贡献最大为55.97%。可见,工业在京津冀地区的温室气体减排工作中起到最为关键的作用。     

城镇化对工业能源消费的门槛效应研究——以长江经济带省份为例

高效能源利用是推动工业发展,进而促使城镇格局演化的重要催化剂,同时城镇化的高速发展对工业能源的消费结构和利用效率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这必将影响到低碳城市建设和环境保护等生态责任目标的实现。选取2003—2012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份(直辖市)的相关数据,运用门槛模型对城镇化率、城镇居民人均总收入、能源工业投资、工业总产值、城市人口密度、产业结构等影响工业能源消费的因素进行分析,重点研究城镇化率和工业能源消费的非线性关系和相应的地区差异。结果表明:(1)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发展存在着明显的地区差异,上海、浙江等东部地区城镇化发展速度和水平明显优于云南、贵州等中西部地区。云南和贵州2012年的城镇化率远远低于2003年上海、浙江的城镇化率,显示出长江上游和下游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发展水平差距。(2)城镇化对工业能源消费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以城镇化率为门槛变量,存在两个结构变化点,分别为36.9%和48.3%。(3)在第一个门槛点前,城镇化对工业能源消费起抑制作用,前期城镇化的发展导致资源和人口的集聚效应明显,资源的利用效率和配置效率得到提升,从而抑制工业能源消费。在越过第二个门槛点后,城镇化对工业能源消费起正向作用,此时工业的发展和生活消费水准的提升对能源消费提出了更多的要求。最后为促进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和工业低碳化的协调发展,提出以下建议:加快长江经济带沿线各省份联动发展,缩小城镇化发展差异;针对城镇化率和工业能源消费的非线性关系,采取相应的措施引导和控制工业能源消费的变化趋势;协调城镇化进程和地区工业能源消耗,促进城镇化的健康发展。     

西部大开发十五年环境效率评价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西部大开发政策实施以来,西部地区实现了快于东部和中部的经济增长。正确认识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中的环境成本,评价西部地区的环境效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运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测算了2000—2014年西部大开发以来的环境效率。研究发现:西部地区环境效率偏低,处于相对无效状态。西部地区环境效率明显低于传统效率,经济增长付出了较高的环境代价。西部大开发以来传统效率与环境效率之间的差距呈现先扩大后缩小的"倒U"型走势变化。西部地区省份环境效率在全国排名靠后,各省份的环境效率呈现出差异化的发展态势,其中重庆和四川排名不断提升,新疆排名逐步回落,内蒙古和广西在西部地区排名相对靠前且比较稳定,云南和陕西一直处于中间水平,贵州、甘肃、青海、宁夏排名相对靠后。西部地区环境效率2000—2003年上升,2004—2010年不断下降,2010—2014年趋于平稳。西部地区环境效率低于东部地区且差距大,也低于中部地区和全国平均水平。通过收敛性检验发现,西部地区各省份间的环境效率差距呈现先缩小后扩大的趋势;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间的环境效率差距逐渐扩大,与中部地区间的环境效率差距先扩大后缩小。本文同时采用了Tobit模型进行面板回归,实证分析了西部地区环境效率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水平、科学技术水平、能源消费结构、环保投资力度对西部地区环境效率具有显著影响;产业结构变化和对外开放程度对西部地区环境效率影响不显著;西部地区存在环境效率的库兹涅茨曲线。     

中国FDI环境效应的再检验

改革开放以来,外商直接投资(FDI)的涌入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了新活力,并成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引擎之一。然而,随着康菲石油渤海漏油事故、江苏启东王子造纸排污和阿玛尼污染投诉等涉外污染事件报道频出,学术界对于FDI涌入可能带来的负面环境效应表现出一定担忧。现有文献多聚焦于整体层面的FDI环境效应检验,而对其区域差异及原因产生机制的系统探究并不多见。为此,本文从理论判断和命题推演出发,利用2003—2014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以改进熵值法拟合环境污染综合指数,并构建普通面板模型,实证检验了FDI流入对中国环境污染的影响及其区域差异。结果表明,总体而言,"污染光环"假说在中国基本成立,即FDI流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中国环境质量,但不同地区FDI的环境效应有所不同,其主要表现为沿海和内陆地区FDI具有显著的"污染光环"效应,且前者强于后者,而沿边地区FDI具有不明显的"污染天堂"效应。在此基础上,构造面板门槛模型,进一步系统考察了FDI对中国环境污染影响的4种主要吸收能力因素的门槛效应。门槛回归结果表明,FDI对中国环境污染的影响显著存在基于经济发展、环境规制、人力资本和金融发展水平的双门槛效应。经济发展、人力资本和金融发展水平越高,FDI的"污染光环"效应越明显,而适度的环境规制才更有利于FDI环境技术溢出的发挥。基于此,本文建议应进一步全方位地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一如既往地积极引进并监督FDI;同时地方政府也需认清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进而采取差异化的引资政策。     

“长三角”地区加油站油气回收设施运行概述

通过对"长三角"地区油气回收装置安装和运行情况进行现状调研,对加油站油气回收相关问题进行分析,针对油气回收装置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可行性分析建议:规范加油站相关标准,强调使用油气回收装置的重要性,加大对油气回收设施的巡检力度,对不符合国家法律、标准、要求的加油站应处罚,以保证油气回收系统正常运转。     

环境的历史书写与文明的价值判断——评《虎、米、丝、泥:帝制晚期华南的环境与经济》

作为早已被学界公认的中国环境史研究力作,马立博(Roberts B.Marks)教授所著《虎、米、丝、泥:帝制晚期华南的环境与经济》(以下简称《虎》)近来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这在当前国内环境史研究方兴未艾的局面下,显然具有相当的必要和意义。从该书的题目我们便可以明了全书研究的时空范围及其主旨。所谓"帝制晚期",大体相当于15～19世纪的明清时期,而此处的"华南"即岭南,从今天的行政区划上来讲即是广东和广西两个省份。在此时空范围内,作者将整个岭南地区视为一个生态系统,而题目中所列举出的老虎、稻米、丝稠和泥土则分别是具有相应代表意义的生态要素。在笔者看来,可以不尽恰当地把老虎看做自然生态的代表,粮食则是人口与土地结合、与气候     

三江源的保护与反思

山水自然保护中心(以下简称山水)从2005年开始参与青海省玉树和果洛地区三江源生态保护的民间行动。在行动中,我们了解到,国家建立了超过15万平方公里的三江源自然保护区,但是苦于区域巨大,环境艰苦,保护区不多的几个全职工作人员无法覆盖如此大的面积。为此,我们通过连接当地社区的保护者与政府主管部门之间签署保护协议,     

抓生产 促发展 保环境——淮北矿业相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节能减排侧记

淮北矿业相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始建于一九五八年,坐落在安徽省淮北市相山东麓,是皖北地区最大的水泥生产厂家。公司生产的"相山牌水泥",曾多次被评为"国家推荐建材产品"、"质量、服务、信誉"消费者可信产品、"安徽名牌产品"、"安徽市场质量放心产品"等。2006年,"相山牌水泥"又荣获安徽省"绿色建材产品"证书、铜牌,同年12月,被评为"国家免检产品"。企业现已通过了环境管理体系IS014001、质量管理体系IS090001、测量管理体系     

缺水地区工业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研究——以新疆石河子为例

缺水地区生态脆弱敏感,发展工业循环经济是其解决环境污染、突破资源约束的有效途径。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经验,结合工业循环经济的基本原理,基于压力-状态-响应(P-S-R)概念模型,将缺水地区工业循环经济综合发展指数作为目标层,分别以压力P、状态S、响应R作为系统层,选择20个具体指标作为指标层,建立了缺水地区工业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并初步构建了基于组合权重法和指标标准分级的线性加权法评价模型。以国家级循环经济试点城市新疆石河子为例,采集2002—2010年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石河子工业循环经济综合发展指数随着时间序列由0.29提高到0.74,发展水平总体上由较低循环阶段(Ⅳ级)发展至较高循环阶段(Ⅱ级)。     

青藏地区草原旅游生态负效益评价及其补偿研究

基于对玛曲草原的实地调查,评价青藏地区草原旅游业的生态负效益,分析旅游收益对生态负效益的补偿能力以及旅游生态负效益的补偿现状。研究表明：文化参与旅游模式的生态负效益补偿能力最强,其次是游览观光模式,再次是休闲度假模式;在旅游业实际运营中,旅游生态负效益并未得到有效补偿。建议通过以下途径形成青藏地区草原旅游业生态负效益补偿的保障机制：选择生态负效益小的旅游运营模式以降低旅游生态负效益补偿难度;建立旅游生态负效益补偿督促制度;提高旅游经营者的生态补偿意愿;落实资源集体所有制并让集体成员参与资源股分红以扩大旅游收益对减畜还草的促进作用;政府加大二次分配力度以将部分旅游收益用于生态修复;为旅游业受益增设减畜还草等生态建设附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