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标排污也要承担法律责任吗?——评“企业诉环保局无权禁止达标排放强致癌物案”

理论上我们很容易把环境标准误认为是法律的一种,把它也视为环境法的渊源,进而把环境标准视作判定环境行为是否合法的准则。其实,这是不对的,因为环境标准本身并不是法,在现行立法框架下,它只是属于有权制定行政规章的行政主体制定的不属于法规和规章的"行政规范性文件"。     

海域资源征收中公共利益界定的立法路径选择

海域征收从法律属性上应属于公益征收行为,公共利益之考量必然成为海域征收中无法回避的前置性问题。"公共利益"是法学研究中的重要概念,无论在学说还是判例上,它一直被作为一般法律所追求的基本目标。尽管我国《宪法》、《物权法》、《海域使用管理法》明确规定海域征收必须始于公共利益之目的,但由于法律对公共利益内涵或范围缺乏明确界定,海域征收实践中又缺失有效的程序规制和司法监督,极易导致相关行政部门在"征海"决策中借公共利益之名谋取海域增值利益、侵害海域使用人合法权益。我国海域征收既缺失对公共利益内涵及其外延范围的具体立法界定,又缺少关于公共利益认定的必要的正当程序规制。因此,在法律层面解决对公共利益语焉不详并辅之以必要程序规制,是从源头上阻断政府部门非法征海、保护海域使用权人合法权益的必要选择。基于我国当前海域征收中公共利益立法界定所存在问题的分析和域外关于公共利益界定立法例的考察,提出完善海域征收中公共利益界定的立法路径:对公共利益内涵化基础上,采取渐进立法方式对公共利益加以类型化以明晰其外延范围;在县级以上人大常委会设立专门征收审查委员会,改变海域征收中公共利益认定主体不清或由行政权主导海域征收中公共利益认定的现状;遵循正当程序要求,确立并完善海域征收公众参与与信息公开制度,建立海域征收决策公正透明的程序化保障机制。二者有机结合、相辅相成,是有效解决当前我国海域征收实践中公共利益界定问题的可行立法路径选择。     

绿色悖论抑或倒逼减排——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影响的双重效应

从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影响这一基本问题出发,针对可能发生的绿色悖论与倒逼减排两种结果进行理论阐释,认为环境规制不仅会对碳排放产生直接影响,而且会通过能源消费结构、产业结构、技术创新和FDI四条传导渠道间接影响碳排放。在此基础上,本文利用2000-2011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两步GMM法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影响的双重效应。具体而言,通过引入环境规制的平方项考察环境规制与碳排放之间非线性的直接关系,并且构造环境规制与能源消费结构、产业结构、技术创新和FDI的交叉项探求环境规制影响碳排放的间接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直接影响轨迹呈倒U型曲线,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由弱变强,影响效应由"绿色悖论"效应转变为"倒逼减排"效应。就中国的实际情况而言,现阶段环境规制有效遏制碳排放,达到预期效果。无论是否具有环境规制约束,能源消费结构均是显著增加碳排放的重要诱因,蕴含环境规制尚未低碳化能源消费结构。环境规制倒逼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刺激技术创新,扭转了产业结构和技术创新对碳排放的作用方向。令人遗憾的是,环境规制同时抑制了FDI的环境溢出效应和资本累积效应以及削弱本国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致使FDI表现为"污染避难所"效应。因此,政府应该适度加强环境规制强度和合理选择环境规制工具,使得倒U型曲线的下降阶段更加显著与持久。同时,改革能源价格、提高环保技术以及优化FDI的引资和用资策略,从而充分发挥环境规制的碳减排效应。     

多种改进模糊概率模型对比研究

本文以超标法、层次分析法、信息熵法三种方法分别计算权重的模糊概率模型,依据2003-2013共10年的黄河水系6个国家监测点的水质监测数据,对黄河华北西部段水质进行评价。与传统方法相比,模糊概率评价法用概率处理污染物浓度,用隶属度描述水质等级界限,使评价结果与实际情况更接近;空间评价分析结果显示除宁夏吴忠新墩断面有上游水质优势外,其他断面水质情况只与附近环境相关而与其所处流域位置无关。三种模型结合单因子评价模型在结果和原理上进行比较分析发现,强调了不同类指标因子权重值差异及客观性的层次分析法,是最适合模糊概率模型的权重计算方法,其评价结果更为客观、可靠,可广泛用于河流水体的综合水质评价。     

环境规制对区域技术创新影响的门槛效应

实现环境规制和经济增长之间"双赢"的关键在于环境规制能否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本文在环境规制强度和企业技术创新之间构建了数理模型,并基于区域异质性假定检验了我国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的非线性关系并确定了环境规制的最优规制水平。研究表明:环境规制强度与技术创新是非线性的。在强度维度上,环境规制强度和企业技术创新之间符合"U"型关系,即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由弱变强,对企业技术创新产生先降低后提高的影响。环境规制的创新效应还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变量。经济发展水平则存在双门槛,经济发展水平跨越的门槛值越高,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越显著。本文政策涵义明显:政府切忌走入盲目提高环境规制强度的误区,应根据各区域现实特点,有针对性地制定差异化的环境规制强度和标准,并注重滚动修订,及时调整至最优水平。     

充分发挥基层防震减灾工作的作用 创新防震减灾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机制

2011年6月,中国地震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修济刚同志赴江苏省检查指导防震减灾工作,并在江苏省地震局有关同志的陪同下,对江苏省扬州市、连云港市、南通市的市县防震减灾工作开展调查研究,详细了解了市县防震减灾工作开展情况,以扬州市下辖县级市高邮市为典型,并与其他市县对比,深入剖析了抗震设防行政监管和地震安全农居服务推广机制,研究总结经验,提出了进一步加强工作的建议,为推进防震减灾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企业内部碳交易市场探析

随着气候变化问题的加剧,企业逐渐认识到将气候变化问题上升到企业战略高度的重要性.在企业的生产运营过程中有效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关系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但目前企业自主减排的动力不足,这不仅需要外部激励,更需要企业具有内生性动力.而只有依靠企业运行机制的修整和改良才能在根本上激励企业减排的自发性.企业内部碳交易市场的构建就能起到这个作用——它将市场机制引入企业,基于“总量管制和排放交易”理念,建立企业内部碳交易市场,在企业内部各部门之间进行温室气体排放权的重新分配和交易.它具体包括三个互为联系的子市场,即碳信用市场、碳项目市场和现碳交易市场,各子市场的良好运作也需要三重保障,即减排基金的合理构建、产权的明晰和监督机制的完善.通过构建内部碳交易市场,实现温室气体排放权在企业内部的市场化运作,提高温室气体排放权的利用效率,从而减少企业的温室气体排放量,降低企业的生产运营成本,保障企业抓住气候变化带来的战略机遇,规避风险,实现可持续发展.     

黑龙江省土地生态安全评价

土地是我们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土地生态安全关系到我们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以黑龙江省为例,探讨土地生态安全评价方法.针对黑龙江省土地利用现状特点从经济、社会、生态环境三个方面构建土地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鉴于土地生态安全评价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将熵值理论和物元理论相结合构建土地生态安全评价模型,并根据此模型从宏观上对2000-2006年黑龙江省土地生态安全程度进行评价.结果表明:①2000-2006年黑龙江省土地生态均处于较安全水平;②2000-200:3年黑龙江土地生态安全水平为负值,2004-2006年为正值,说明其土地生态安全水平不断提高,土地生态安全环境不断改善;③同时存在水土流失治理率、耕地有效灌溉率、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偏低及万元GDP能耗和城镇登记失业率偏高等不安全因素,威胁土地生态安全.     

环境规制对技术效率和生产力损失的影响分析

以中国工业为研究对象,以经济发展程度不同所分的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兰个地区作为研究区域,采用非参数数据包络法(DEA)中的径自效率测量方法(radial efficiency measure)为主要研究方法,分析了在1998-2005年期间环境规制对中国工业的技术效率和生产力损失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指定的研究期间,环境规制使得中国工业技术效率提高,但是对于生产力的发展却产生了负面的影响.三个地区之间受环境规制影响的差异较大,其中东部为环境规制所付出的成本最大,即东部为环境污染所付出的环境成本最高,这也是为何从九十年代开始,污染物从东部往中西部转移的原因;从受污染物影响的角度来看,因控制废水而引起的生产力损失大于因控制SO2而引起的生产力损失,即对于中国工业,废水的环境成本大于SO2的环境成本.另外,从研究结果中也可知,在中国现有的生产方式下,实施严格的环境规制有一定难度,所以改变旧的生产方式,实施可持续发展的生产方式是当务之急.     

职业病工作的责任主体应该怎样认定

涉及职业病的工伤认定虽然在工伤认定的实务中所占的比重并不大,比如在无锡,每年因职业病申请工伤认定的案件仅在50件左右,但是,近几年因职业病工伤认定而引发的行政争议,却在无锡市、县两级发生了多起。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国务院令第375号）第十九条的规定,对依法取得职业病诊断证明书或者职业病诊断鉴定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