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湖）长制推进水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路径研究

河（湖）长制是推进水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抓手。本文在解读河（湖）长制内涵的基础上，提出河（湖）长制推进水生态文明建设战略路径的分析框架；然后，以日本琵琶湖-淀川流域为例，分析其治理历程及实施路径；最后，借鉴日本经验，结合中央政策指引，提出河（湖）长制推进水生态文明建设的"三步走"战略路径，即加强治理体系建设、强化治理成效落实以及推进可持续发展，从而形成聚焦制度建设、促进利益相关者角色转型以及重塑社会水文化的三点政策建议，旨在为相关实践奠定理论基础。     

大通湖生态修复前后水体浮游植物调查及富营养化评价

2016—2021年夏秋季期间在大通湖布设18个采样点,对大通湖浮游植物及水体理化指标采样分析,并应用综合营养指数对其水质富营养状态进行评价。结果表明,调查期间大通湖浮游植物共鉴定出6门71属,以蓝藻门和绿藻门为主。生态修复后大通湖浮游植物细胞数和Chl a质量浓度呈显著上升趋势,2020年达峰值,分别为7.20×107 个/L和12.56μg/L。蓝藻门的优势地位逐渐加强,2016—2021年蓝藻门占比由42.8%增长至85.5%,其中微囊藻和长孢藻占据绝对优势地位。大通湖水质营养状态在沉水植物修复后2019年由轻度富营养短暂降为中营养水平,由于2019年冬季沉水植物消亡及次年未复苏,2020年又反弹为中度富营养状态。     

湖域工业初始排污权合作配置体系构建——以太湖流域为例

针对湖泊流域工业初始排污权配置问题,在分析太湖流域工业初始排污权配置背景基础上,结合我国基本国情,从多利益相关者合作的角度出发,构建了一种政策型政府主体监管、经营型政府主体主导、多利益相关者参与的太湖流域工业初始排污权政府限额定价合作配置体系。并构建了合作配置体系的概念结构,以及合作配置路径结构,给出实现合作配置路径结构的工作流程结构。进而针对实际情况,提出保障太湖流域工业初始排污权合作配置体系应用的政策建议     

太湖入湖河流水环境综合治理

简述了太湖入湖河流水污染控制的基本思路、关键环节和主要方法。分析了太湖流域15条主要入湖河流规划综合治理区污染源现状,提出污染控制对策建议和重点整治工程,并预测削减入湖河流的污染物总量。通过整治工程的实施,截至2009年5月,15条主要入湖河流中劣Ⅴ类水质的河流已从2007年的9条下降为3条,湖体也由中度富营养转为轻度富营养,综合治理初见成效。     

“湖泛”恶臭物质分析及来源浅析

介绍了中国南方"湖泛"中的恶臭物质及检测情况,采用常规分析和气相色谱-质谱(GC-MS)对"湖泛"水样进行检测,认为"湖泛"恶臭物主要是氨和硫醚类物质。根据"湖泛"发生的时间及频次,结合南方地区农业水稻秧田的农药使用情况,推断氨基甲酸酯类农药的使用可能是"湖泛"发生的诱因。     

固城湖水生植物的组成现状和动态变化研究初探

对固城湖水生植被现状和动态变化进行研究,为水生植被控制和恢复提出针对性的意见,同时也为长江中下游流域中的类似湖泊提供沉水植被科学管理的依据。     

重庆市应用湖库水水源热泵系统条件分析

通过对重庆市气候条件、湖库水水资源状况以及湖库水水温和水质分析,结果显示:重庆地区采用传统空气源热泵系统已不适宜,而采用水源热泵系统具有较高的节能优势。丰富的湖库水水资源量以及重庆市建筑沿湖库水而建特点,为在重庆市开展湖库水水源热泵系统创造便利条件;湖库水水温和水质基本能满足地表水水源热泵系统的水源要求;湖库水藻类易爆发,因此发展湖库水水源热泵主要解决的水质问题是藻类的堵塞问题。     

生物填料-沉水植物联用在河道水强化处理中的应用研究

采用新型亲水性和疏水性材料作为生物填料,研究了生物填料-沉水植物联用技术在静态和原位水体中对武进港红旗河的水强化处理性能。静态实验选用2种生物填料考察其水处理特性,筛选出性能较好的填料进行了原位实验,沉水植物选取原位常见的狐尾藻、金鱼藻和伊乐藻。通过原位实验进一步考察了所选生物填料性能及生物填料-沉水植物联用对河道水的处理效果。结果表明,原位实验处理效果优于静态实验,原位实验中各测定指标的总平均去除率分别为:氨氮69.07%,亚硝氮70.28%,硝态氮47.58%,总氮53.28%,正磷酸盐84.88%,总磷83.50%。填料平均挂膜速率为453.01 nmol/(g.d)。     

鄱阳湖区人地关系转变及其驱动力分析

通过综述鄱阳湖区人地关系史3个重要时期“围湖造田”、“退田还湖”及“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人类活动对湖区生态环境的影响及三者的转变过程,探讨了湖区人地关系的转变及其驱动力。结果表明“围湖造田”降低了湖泊、湿地的诸多功能（如调蓄洪水、维持生物多样性、碳汇等）,促生了人地之间的紧张关系;“退田还湖”则使湖泊、湿地功能得以逐步恢复,缓和了湖区人地关系,而“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提出与建设将产生良好的社会、经济与生态效益,把湖区人地关系推向和谐阶段。鄱阳湖区人类活动由“围湖造田”到“退田还湖”的转变是在当地人民对自然灾害的深刻反省与国家政策的双重驱动下实现的,而“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提出与建设则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价值观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体现,是当地人民主动建设生态文明和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典型案例。